今天有两则关于“做好人”的新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77.9%的人直言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另一个是，郑州市300多位爱心车主坚持的“爱心顺风车”活动，半年多来一直得不到市民信任，倍显尴尬。（5月22日《人民日报》）
不难看出，“好人”们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自己时间、精力甚至物力、财力的付出和牺牲，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和公众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和不配合。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做好事成本高”和“献爱心遭冷遇”现象呢？
从理论上讲，在中国由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熟人社会”中，人们活动和交往的圈子相对狭小，除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具有姻亲关系的姑嫂婶妗之外，就是长期以来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街坊邻居，在这样的群体生活中，“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这是“熟人社会”的典型写照，个体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奸犯科，否则“作恶”者就很难继续生活在这个群体中。因而，群体成员一般不需要设置过高的防线，相互信任度高。而在“陌生人社会”情况则大不相同。彼此之间互不认识，多为一面之交，既不知其姓名、工作及单位，更不知其人品、动机和目的，人们为了避免冒险，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本能，首先表现出怀疑和不相信，这是显而易见的，符合人的本性，否则反倒觉得不正常了。
郑州的“爱心顺风车”之所以不被理解和信任，原因就在于此。试想，即便车上悬挂各种爱心组织标志，但一方面真假难辨，社会上假冒事件遍地皆是，谁能保证你这辆“爱心车”不是假冒呢？另一方面，一旦上车，单个搭车人相对于驾驶机动车快速行驶的司机而言，显然处于明显劣势，万一司机有不良企图，搭车人难以应付。这也正是有人上车后立即下车的根本原因。这同样也是“做好人成本高”的基本成因。道理也很简单，正因为陌生人不轻易相信有人会做好事，所以对自称做好事或者声称做好事的人保持怀疑和警惕，甚至讽刺和挖苦，必然徒增“做好人成本”。
如何化解这一社会尴尬呢？在笔者看来，公众和市民不信任“做好事”者，关键在于他们无法从内心确信站在面前的 “好人”是否是真心做好事。我认为，提高公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各种爱心人士切实组织起来，组织化群体化，让单个人的行为都成为组织活动，而且接受政府的登记和监管，建立严格的入门制度，也能让公众相信接受“爱心服务”没有任何危险性。城市公共出租车系统就是这方面的优良典型，其运作模式值得“爱心人士”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