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泰安的“本科生煎饼哥”，戴学士帽卖煎饼走红网络。“煎饼哥”毕业后曾多次就业，但社会实际与自身预期相距遥远。这个年轻人最终选择卖煎饼，他说：“现在不谈什么理想了，首先得活着。”（《华商报》5月10日）
“本科生煎饼哥”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感同身受”：一是杨玉龙本人就读学校与笔者所在学校属于同一类型，是根据“海归、高学历、名校生、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高职”排序中的后者，杨玉龙本人与笔者的不少学生有着相似的“就业难生存难”的境遇，二是附着其身的“知识改变命运”教条能否落地同样困惑着笔者的学生乃至困惑着整个社会。
对社会来说，“本科生煎饼哥”已经不是个例，更不是用简单的就业难就可以解释的。就笔者的看法，这是一个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系统性社会课题。对个体来说，关乎理想如何安放，对社会来说，关系社会和谐和尊严。
一直自降身价的“本科生煎饼哥”，做过营销代表、工人、保安……可以说，在这种自降身价的过程中，就是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怀疑的过程，也是对教育投入和产出比进行嘲弄的过程，而隐藏其后的一个社会大背景就是社会层级的固化和板结，是社会流动的日益艰难和个体上升梦想的日益空想化。
一个明显的判断是“本科生煎饼哥”的增多，即便带来的不是让“知识改变命运”堕落为“谎言”，恐怕也是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吸引力逐渐降低。这对个体当然不是好事，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更不是什么好事！道理很简单，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其蕴涵着一个基本判断：哪怕是再贫寒、再无助的个体都是可以通过拼搏、奋进、可以通过拥有知识来达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身向上流动。也只要在这样的阶层上升机制之下，个体的努力都会得到尊重而不是鄙视，个体的向上渴望都可能得到呵护而不是被阻止。但“本科生煎饼哥”颠覆了这一切。
这让笔者想到了美国记者罗宾·赖特发明的一个特定词汇：“U一代”。“U一代”是指无成就的、未被接纳的、未充分就业的以及被低估的16岁至30岁左右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数量众多，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明，乐于进取却又没有足够的机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有较高预期，并且熟悉新媒体和新技术。结合我国的“蚁族”现象以及可能出现的更多“本科生煎饼哥”，在笔者看来，如何直面“本科生煎饼哥”身上的理想无力和知识“谎言”，就是与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关，而不仅仅与大学生有关。
“本科生煎饼哥”作为一个符号，就是阶层被固化的象征，自降身价的过程就是命运被复制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认为，在大学费用急剧膨胀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但“本科生煎饼哥”的出现表明，这张门票已经不那么有效，甚至把梦想追求者推向了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困顿之中。
“现在不谈什么理想了，首先得活着。”这句话背后是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名言的拷问，这值得整个社会反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