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门要求降“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设备检查收入比重”。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这说明“过度医疗”久治难除，而且还花样翻新。（2月20日《西安晚报》）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要降低药品收入比重，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那么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他就要“堤内损失堤外补”，用增加大型设备检查频次，如核磁共振、CT等等，来提高医院利润。甚至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看似下降，但该降的没降，不该升的反而升了，等于按下葫芦起了瓢，乃至不按葫芦也起瓢！
其实不难理解，这也是利益博弈中的必然回合，或者说是医疗改革中的阵痛。某种意义上说，非得经过着各种各样你来我往地较量，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花样的和花样翻新的，在阵痛的充分发作之后，才会分娩出一个健康的婴儿——医疗改革的成功。舍此，恐怕没有别的无痛分娩——轻松改良的途径。
但是，当一种措施过度使用的时候，就变了味道，可能会引起质的变化。就说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入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这种治疗，虽然解决了血管堵塞的问题，但心脏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么多的人体异物，是不是需要打个“？”。笔者质疑可能外行，可专家——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也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你看，这是不是背离了救死扶伤的宗旨，把救人性命的医院，变成了任意“宰人”的场所？
有个段子说，一个人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别人说他是大学生；于是他再带一只，别人觉得他是干媒体的，于是他很开心，又带了一只别在身上，可大家不再认为他学问很大，倒觉得他是修钢笔的了。7个心脏支架，就和此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不同的是，这不是病人自我炫耀，而是医院植入——当然可能得到病人和家属的同意。可这种同意，会不会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被同意”呢？
这种令人拍案称奇的事情，说穿了，“利”是其背后最大的推手。本来，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毛树伟说）。可是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选择使用支架。据业内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的额外收入。这就是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此外，支架的费用，国产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涨到2万元。——暴利如斯，谁能不怦然心动啊！
由此不难看出，医院回归公益，减轻患者负担的医改道路，不仅任重，而且道远，其中就有来自医院和医生的阻力。怎么办呢？当然不能放任医疗服务的变质，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取得抗战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成果，重新失去；让白大夫当年救助的伤员和伤员的后代，依然为医疗重负发愁。故此，我们不仅要推动改革的各项措施的落实，还要针对新的问题和矛盾，制定新的应对的招数。比如，对过度医疗或乱开大处方的医生，取消其行医资格，对其收受的好处费，按非公职人员受贿论处。对不良医院及时曝光，责任者给以处分，直至法律惩处。不如此，恐怕7个心脏支架，就不会是最高的纪录。（雷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