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辟谣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计时”期限内抢购车辆，一面质疑如此做法有损政府部门公信力。

　　无论从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程序还是实际效果看，质疑之声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应经过与市民充分讨论的程序才可实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担心漫长的、难以取得共识的讨论会迟滞治堵进程，也理应让市民享有知情权，将限牌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公之于众。

　　或许是出于担心市民们抢购车辆囤积车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办在限牌之前讳莫如深。但事实上，不透明的决策过程比透明的决策过程更易引发市场骚动。限牌生效前新闻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强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发布应有的权威性，也将限牌演绎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促销活动。这表明，由政府部门单方全程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一定就能保证秩序的稳定。相反，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生成寻租空间。

　　尤为令许多网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关部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谣，表示杭州不具备限牌条件。在现有的决策机制下，公共政策尚不习惯于与公众沟通或还可以理解，希望决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导向的方式误导公众？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轻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顾忌由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决策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就是过于相信政府部门权力的力量，而不担心信用问题。由此透射出来的，是管理社会而非服务社会的惯性思维。

　　如果公众习惯了无所适从，社会就可能变得无所适从。这正是需要强调程序正义，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尽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个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毕竟属于试行。作为强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个阶段内起到治堵作用，但长期来看，治理拥堵需要城市规划的优化、区域职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组合包升级才能实现。此外还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准备实施类似政策，人们是否还能相信？

　　一个不够缜密的决策过程，就可能反复削弱公信力，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担心之处。避免这种情况并不难，决策时别隐藏别误导。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经济的方式。（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