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在网上盛传。忏悔书的主人是山东省庆云县税务局原副局长李保强,他在忏悔书中说了几句经典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些朋友送来的东西我感到不踏实,担心被人知道会落个腐败分子的坏名声,于是我推却拒收。但是,老板们有的是计谋,他们变着法子把钱物留下来。后来,我对他们送钱送物慢慢习惯了,都欣然接受。再后来,我对给我送东西的人记不准了,对不送东西的人却记得很牢。”(1月21日新华网)

　　这段“忏悔”,客观记录了一个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心路历程——从内心挣扎到欣然接受,直到最后“谁不送东西都记得很牢”。这很可能也是很多其他官员逐步贪腐的心理过程。而等到“谁送东西记不准、不送东西记得牢”的时候,“贪占强迫症”俨然已经进入了极端状态——紧握手中的权柄,什么东西都希望成为自己的。

　　这些年,有这种“贪占强迫症”症状的官员并不算少,有的科级干部动辄贪污受贿五千万八千万；有的官员光收受别人贿赂的房产就能高达几十套上百套；有的官员占便宜习惯了家里买油盐酱醋甚至卫生巾都要开发票报销；有的官员一落马就爆出情妇竟多达几十个……

　　如果说贪污腐败者的心理也有几个阶段的话,这类官员显然已经进入了贪占的“强迫症阶段”。一些没什么权力的人,甚至大门口看门的保安,也会懂得如何利用手里的职权,换取一点儿好处。这类患上了严重贪占强迫症的人,显然就是最大的“异化”了,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他占有的东西越多,贪占的欲望就越强,占别人便宜的行为就越“理所当然”,而权力寻租的胆子也就越大。这种恶性循环的异化心理,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与“忏悔书”报道同时,《中国企业报》报道说,年终岁末,企业四处送礼打点已成每年不可缺少的戏份,但今年有所不同。中央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均再次重申了“禁止收礼”。众多企业负责人纷纷为八项规定叫好,认为现在不送礼心里坦然了,企业也少了负担,节约了精力。但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企业负责人暗自叫苦:不送礼心里始终不踏实,担心来年生意受影响；也有的企业始终过不了“心理关”,绞尽脑汁表心意。

　　这条新闻,与上述官员“只记得没送礼”的官员心理,俨然遥相呼应,对于那些“不送礼心理不踏实”的人,我们或许美其名曰“送礼强迫症”。在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背景里,心理弱势的一方为办事顺当,总习惯于用一些“附加之物”垫到脚底下,壮壮底气,获得与强势者平等对话能力——见医生送红包、见老师送节礼、见官员送好处……如果说强势者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贪占强迫症的话,弱势者身上,何尝没有着越来越严重的“送礼强迫症”。

　　贪占强迫症也好,送礼强迫症也好,只是一枚硬币两面的不同呈现,说到根上,都来自于社会环境,都来自于每个人基于自身经验的一种判断。在当下社会的特殊节点上,媒体报道有这两类人,都是不足为奇的。一年来中央层面三令五申,禁令不断,反腐力度空前,正是要改变这种环境与土壤——在健全的权力笼子打造好之前,难免某些官员无法治愈贪占病,什么都敢拿什么都敢贪,斩钉截铁地揪出害群之马,是消除侥幸心理的良药,减缓并消除“贪占强迫症”的良方。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有些人心存狐疑,担心真的不送礼了会“吃亏”,毫不动摇地把禁令执行下去,也同样是消除观望情绪的良药,减缓并消除“送礼强迫症”的良方。

　　人的贪欲与钻营,只有在规则不强、代价不大的时候,才会格外的活跃。所以说,禁令与反腐,已经摸准的社会心理的脉门,棒喝“谁不送惦记谁”的贪占、平复“不送礼心不安”的忐忑,唯一的路径,就是让它们义无反顾、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直到良币彻底驱逐劣币,雾霾般的社会环境彻底恢复健康。别无他路。(师碧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