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公共救助与流浪者生计需求的无法对接，症结在于：有些流浪者个性偏执，满足于随遇而安的不羁状态；而暂时收容、把人遣送回乡的应急性救济举措，也存在短板。没想到，记者惊魂般的暗访，揭开了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打开一道窥探的窗口：原来，救助站未必温情充溢，甚至可能近似于“黑监狱”，满是不堪。
厉声喝问，捆绑围殴，“非人”的虐待让人冰冷彻骨。在那里，嘘寒问暖、御寒衣被，是奢侈的；颐指气使，随意施暴，却成常态。甚至连老人也难逃被打的厄运，真是于心何忍？不说关怀备至，就连起码尊重都没。这非但冲破了人伦底线，更亵渎了“救助”二字。
本该以救济为指归，却充斥暴戾氛围，没有对流浪者的温馨关怀，只有对其身心的践踏，这颠覆着我们的想象，也令人愤慨：当救助站成了“人性洼地”，迎候流浪者的不是救助，而是暴力，他们只能选择惶恐地逃离。
在温情的制度架构中，救助站应是为权利兜底的一道壁垒。若流浪者无法免于饥寒，甚至生命凋零，那么在“问责链条”上，救助站应是避不过的一环。
遗憾的是，在涉事救助站，工作人员摒弃基本职责，更别说道义情怀，记者的“恐怖救助”之旅，将其钉在了耻辱柱上。早在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而这些职务人员，却在作歹间，轻易碾过法规。
可以说，包括某些残疾人在内的流浪人群，处在社会底层，生存步履维艰。他们积弱，但这不是蔑视和虐待他们的理由，而应是拾掇关怀的“现实由头”———能否善待弱者，度量着社会文明的厚度，也检测着个体的良知坚守。当流浪者要承受凛冽风霜，要领受外界白眼，到了救助站，还遭拳脚并施，寒流怎能不淌过他们心口？
或许，“恐怖救助”并不具有典型性；或许，这场“惊悚剧”会被归因于“临时工”。可即便是个案，它也应激起责任省思：救助应饱含人文的热度，就算有一寸冰冷，都应驱离。给流浪者一个避寒所，以对等尊重和权利补位，抚慰他们的尊严“疮口”，当是对责任空格的填补。
人民日报微博曝，长沙市民政局对救助站乱象已展开调查，并表态将严厉追责。作恶者终将埋单，只不过，个案性纾解并非终点。
尊严的风筝，系在人本关怀的线上，这根线不能被歧视和疏离的“剪刀”剪断。对社会来说，流浪者不应是包袱。他们的冷暖，也投射着社会的人文气候。（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