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民模拟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视频策划者奇姓男子现身，在被媒体记者问到“能够帮他们讨薪成功吗”时，他表示，“这事儿说起来挺悲哀的。黑锦和手里拿着判决书呢，那是什么，那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一直没有生效，你让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好多次都说想采取极端手段，但是这样的事社会上太多了，社会都麻木了。我做这行久了，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10月22日《新京报》）。
讨薪视频火了，意味着事情本身受到了关注，相信讨薪一定会按照这类事情的传统模式取得圆满成功，即网络创意引起关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事件成为关注焦点，引起领导和相关部门重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虽然仅就事情本身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对于维权的当事人来说，越是这样，反倒越证明维权的尴尬与无奈。事实上，讨薪视频火起来，也是拜意外因素所赐。正如策划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那样，如果没有沾钓鱼岛事件中外交部发言人频繁发言的光，发到网上的帖子早就可能已经石沉大海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薪视频的走红没有一点预期性可言，就像早已存在的“元芳体”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你若要问元芳怎么看此事，他一定会说，这其中一定有蹊跷。你想，网络中那么多人发帖，凭什么你的帖子就能受到普遍关注？农民工讨薪的事情这么多，前些年爬个高塔、堵个道路就能引起关注，可如今你要没点有吸引力的噱头谁会关注？可遇而不可求啊！
不少人总是在说，网络技术的发达降低了表达的门槛，使得一件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上升为影响力很大的公共事件。我不敢否定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但问题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意味着一切皆无可能。网络表达或者网络维权固然有门槛低、效率高的优点，但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这样的优点使得个体的表达很有可能变成无效的表达，因为表达太容易了，但受关注的点还总是有限的那么多，自然成功的概率要下降。
这种情况下，网络维权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创意。仅有农民工讨薪还不行，因为这太稀松平常了，还必须附加足够的创意来吸引关注。可是，当创意的水平普遍提高时，要想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中脱颖而出，就得有更具吸引力的创意。当然，很多时候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成分。这也就是奇先生为什么要感慨，“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近年来，有效维权的途径一变再变，先是“信访不信法”，然后发展到现在的“信访不如上网”。表面上看，这是维权渠道的拓展，可实际上是维权空间愈发逼仄的征兆。法律具有普遍性和低成本性，不需要当事人有任何创意就能维权；而信访虽然不那么“法治化”，但至少它也是一个制度化的途径，有规则可言，只是在实践中被弄得走样而已。可上网呢？维权的诉求能不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几乎要靠拼创意、撞大运。
当正常的维权变成不正常的“彩票中奖”，那些靠创意比拼维权成功者，更像是靠无数个注定中不了奖的人“资助”起来的幸运中奖者。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者有多幸运，其他人的维权就有多尴尬。所以说，真正有效的维权，绝对不应该是让正常的制度途径变得麻木，而变成创意的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