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上午，实名认证为“《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的网友“记者刘虎”发微博称，“因为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的新闻’引领导震怒，《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昨日深夜被按照上级要求停职，《西安晚报》同时被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7月1日《重庆晨报》）。
同样的“九五至尊”，不同的命运结局。三年前的“天价烟”事件，扯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贪腐大案，使其不得不品尝身陷囹圄11载的牢狱之苦；而如今的“天价烟”披露，却让曝光的记者付出了“被停职”的代价，甚至累及报社也被“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据称此决定系“按照上级要求”所为，但令人不解的是，勒令记者“停职”和要求报社“闭嘴”的究竟是哪个“上级”，又是谁赋予其“禁止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力？
每个人都有领导，每个单位都有“上级”，而根据人们对中国现行管理体制的了解，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是全国人大，最高行政机关乃国务院莫属，但查遍全国人大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颁布的政令条例，都没有“禁止媒体监督政府”的表述。相反，让人们记忆犹新且备受鼓舞的，却是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那掷地有声的庄严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不知道还有哪个“上级”能高过国务院的权威，又有哪个“上级”有权力剥夺媒体的监督权利。
诚然，媒体监督政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新闻原则，并确保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本分执业。对道听途说、内容失实的新闻报道，相关媒体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经济观察报》日前就未经记者采访核实的一则虚假新闻报道，公开向铁道部致歉，并给予责编留社察看处分和对涉事记者予以除名的举动，就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负责任表现。但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禁止媒体履行正常的监督职能。就本案而言，县委书记面前的确放置了一盒“九五至尊”，这是“有图有真相”的事实，并非记者“PS”而成，至于“天价烟”从何而来，相关人员可以解释，有关部门也可以介入调查，何来“领导震怒”，以至于对记者和报社下达“禁令”。
也许公众对“九五至尊”太关注，官员对“天价烟”效应太敏感，太富于“联想”。公众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天价烟”与“慰问贫困党员”的格调相悖，表达的是对官员廉洁的提醒和对政府形象的维护。争论清楚即可相安无事，何来不依不饶地迁怒媒体。而相关“上级”对媒体的“禁令”不仅难释众疑，反倒让人产生“此地无银”之惑。需要提醒“上级”的是，回应“禁止媒体监督”的质疑，要远比与“九五至尊”撇清关系更难，更重要，因而也更“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