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国家集中对党政机关的公务用车进行了专项治理，严格控制新增公务用车，严肃查处超标配备公务车。而今，在陕西榆林，记者发现，多家单位公车配置远超部长级标准，有不少公务用车的排量已经超过4.0L。（5月15日人民网）
中央有文件有政策，媒体找个地方核实落实情况，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解剖麻雀”，属于舆论监督形式之一。一方面，它可以促使被监督对象“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进行检讨，有所因应。中央媒体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向来很受基层民众欢迎，监督效果若非立竿见影，也往往后效可期。
但是换个视角，我们的观感可能又不同了：当人民网报道组到处寻找超标公车的时候，地方媒体在干什么？超标公车挥霍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既然榆林市有那么多超标公车，那么老百姓何以熟视无睹？当地负责风纪的部门又上哪儿去了？
没人怀疑中央媒体具体某次监督的效果，据人民网说，“对于榆林的公务车超标配备情况，本网将继续予以关注”，这意味着他们是“务求实效”，不达目标不收兵。但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全国上万亿元的三公经费，是公务人员在遍布各地的酒店、景点和飞驰的公车中花掉的，远在首都北京的媒体无从得知，也就不便监督。
所谓“三公”消费，归根到底是权力不规范，不受监督与制约。中央媒体对地方权力的监督，似乎使权力受到了监督，其实只是一种监督的幻象：以中国之大，那么多的酒筵，那么多的公车，那么多的公款旅游团队，其被中央媒体碰上并揪出的可能性太小了。“个案监督”往往动静很大，也许坏了若干官员三公消费的好事，却无损于三公消费的“大局”。
监督地方权力，显然有一个“及时到达”的问题，也就是监督必须属地化。地方权力支配地方资源，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理应受到当地纳税人和媒体的监督制约。对于地方权力的滥用，当地民众和媒体有着天然的敏感，在感知上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便利，相应的监督制约离开他们是不可想像的。现在中央媒体找出了榆林市的超标公车，而当地百姓袖手旁观着，地方媒体沉默着，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说穿了，监督“三公”消费只能是一场“人民战争”，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所言，要通过“保障权利”来“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达到某种平衡，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可以防止官员滥权，可以防止“三公”浪费。具体讲，就是要推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落实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体制机制，让老百姓有地方说话而且说话算数。
对权力实施监督是有成本的，包括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我们必须选择高效的办法。中央文件对不同级别干部的公车排量有明确规定，但即使能够发现官员违规，纠正的成本也太高。如果由官民就相关安排达成共识，官员坐什么车，答案已在其中，全国统一的标准就显得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