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近日召开全市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动员大会，提出要严格执行车改有关纪律规定，不准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等，杜绝“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现象。这次车改涉及105个机关单位、207个事业单位，涉改人员1.2万多人。其中，除根据规定保留的300多辆公车，需拍卖处置的公车达1400多辆。（4月22日《钱江晚报》）
车改之难，不在于方案设计，而在于断腕之心。说句实话，这些年的公车改革各色版本里，破釜沉舟的少，叶公好龙的多。无论是脱去“0”字马甲还是装上GPS定位，讨论热火朝天，实践谨小慎微，至于“无车日”上每年一秀的“公务自行车”，生锈无疑是其最好的归宿。车改，起于喧嚣，归于寂静。倒是隔三差五的“乱补贴”等丑闻，反证局地车改越改越糟糕的悲怆。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大刀阔斧砍去八成公车、且有“四不准”兜底，起码制度看起来鼓舞人心。
车改的要义在二：一是省钱、二是限权。根据最新公布数据，2011年中央国家机关一般公务用车数量减少1442辆，减幅达37%。从去年底的“双18”限令，到今年初的“公车限行”新规，再到最新的公车采购“自主品牌”限制——剑指“公车浪费”的新规在近期密集出台。此前有消息说，新一轮公车改革再度“挂挡”提速：全国层面的公车改革方案可能于年中出台，改革思路总体与“杭州模式”接近，即通过发放补贴实行公车退出机制。公车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有机构测算出我国每年在公车上的花费大约为2000亿元。如果这个数字未必精准，那么，在去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总数94.7亿元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61.69亿元——这不仅是最大一项支出，且占据了约三分之二；而杭州车改的效果显示，杭州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在新医改、购校车等迫切支出上捉襟见肘的时候，在财税政策盯住各色津贴与海外代购的时候，砍去“车轮上的腐败”，起码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
有关车改的真知灼见，从专家到坊间热议过好几拨，成熟或不成熟的意见建议不胜枚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两个鲜活的例子或许能为我们箭在弦上的车改提供一些有益借鉴：一是4月17日《都市快报》消息说，芬兰约有8万名公务员，却只有60辆公务车，其中还包括总统、总理和部长的专车——芬兰平均1300多名公务员才配1辆公车，而这个比例在我国则是每20名公务员就可配1辆公车，少数地方的标准还要高；二是中新网3月31日电，日本大阪市政府昨30日宣布，东住吉区保健福祉课的一位主任级女官员，因不顾市政府下达的禁止公务员开车上班命令，今年以来被发现开车上班110次，29日，这位女官员被处以停职3个月处分，被令交还去年8月以来的4万日元的交通卡报销费。
两则新闻，两个主题。一者，到底公务员需要多少公务车？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统一且明确的答案。结果是“破窗效应”四起，攀比成风，底线不断被突破，也就无所谓底线可言。二者，车改或者管理，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诚意。真要责罚到位，私家车都不敢乱开，何况是顶风开公车浪费？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了，无论是温州车改、抑或全国车改，铺展的新政才能更可期待。就此而言，温州车改的善政初衷，“曲高”还得“和众”：一是配套的责任追究和效能考核制度要到位，二是谁省钱、谁浪费得有个各自的说法，惩恶而不奖赏，也未必是好主意。更关键的是，在全国车改尚未动工的时候，地方先行，难免有“吃亏”之虞，如何平衡好这种得失关系，显然不是口号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