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我要说”的权利：市民可以与市长就市政建设“对话”，芙蓉姐姐可以和章子怡侃审美话题，“三轮哥”可以与大学者讨论世界经济……网络使得草根也能如精英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一种不容小觑的舆论力量。
检视日渐火红的互联网，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公众理性和自觉开展监督、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但也存有诸多非理性炒作所构成的不和谐音，如去年的“抢盐风潮”、“露露走红”以及前不久引发网民“愤怒”其实并不确实的小悦悦事件救人者陈贤妹被辞退。更有甚者，网民动辄刻意追求集中火力的哄骂效应，一个点的争论常带来一个面的喧嚣，讨伐之声陡起。在这一虚拟世界里，敌对战线似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如一方以 “西奴”、“汉奸”、“美狗”相称，另一方则以“脑残”、“五毛”、“文革余孽”回敬。相互之间只有交火，压根儿不说理，粗暴、仇恨、武断和反唇相讥已成为“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的特征。
网络也是社会的神经，当它显示出暴戾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大家都说理了，才能起到这种舒缓的作用，因为说理能让人变得理性、平和、宽容。网络亟待营造一个公共说理的氛围，这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绕不过的一个严峻问题。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亦然。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理，如法律、道德、伦理、规则是理，共同信仰是理，事实证据、研究成果、统计数据也是理。现代文明说到底便是“‘理’之文明”——通过公众充分的表达、沟通、交流、协商等方式，理为天下广知，理为众人接受，社会文明指日可待。培育和养成公共说理应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
时下，我国网络公共说理“底色”的黯淡，固然与网络的短、平、快特性有关，与网络传播借助于强烈的情绪感染对方有关，与粉丝追捧“痛快”语言以求同声相应的效应有关，但更为主要的是，一部分网民对说理本身缺乏足够的认识。常识告诉我们：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为“成熟的论证”。它有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主张、理由和论证。纵观网络上那些党同伐异的充满暴戾情绪的粗言秽语，几乎没有明确的理性主张，没有充足的理由，至于论证更是其软肋。倘若我们把网络喻为“国民社交理性的检验平台”，那么，缺失公共说理氛围只能印证我们与理性间的落差。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过：“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的说理是没有意义的，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那么，有了对手的说理呢，它首先的表现形式就是“辩论”。“辩论”这个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银”——把意思说得清清楚楚，就像一块纯银；银器越打磨越光亮，类乎“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一旦不具备公共说理的逻辑前提，那是难以臻于“真理越辩越明”的境地的。
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我国儒学，都把说理视为一种教养——德行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其涵义一是要学会用他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说理；二是保持一种尊重他人的心态。人们在网络上常看到某些人说理似乎头头是道，但就是给读者带来某种不快，究其因便是他过于咄咄逼人或油腔滑调。至于欠失平等待人的姿态，出言不逊，惯于粗俗、轻蔑、傲视、吹毛求疵、冷讽热嘲的作派，那就如洛克在《教育片论》一书中所说的“无教养”表现。洛克认为：“与人争辩时，一定要用最温和的态度和尽可能委婉的言语，同时，还要伴有尊重和善意，这样我们才能在赢得争辩的同时，不至于失去对方的尊重。”
一个有序化的理性社会决计不能奢望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预设或海市蜃楼式的“恩赐”，它靠的是大多数公民愿意和善于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并把说理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网络的公共说理即是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