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希腊“退欧”风险？新一轮投资提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专家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2008年不一样，“稳增长”不是“保增长”，在危机中更应推进调结构。
尽管欧盟领导人一再保证，但两年多后，我们仍看不到欧洲债务危机缓和的迹象。最近，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提及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时对欧洲议会说，没有“B计划”。巴罗佐的话是为了安抚人心。但是，在经历了多次的失望后，中国已无法按字面意思理解欧洲政客的保证，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承诺能够兑现几分。中国应该准备好自己的“B计划”，以应对希腊脱离欧元区。
事实上，希腊无法履行援助义务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如果果真如此，而“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因此削减金融支持，那么希腊之退出欧元区将成不可避免之势。如此，中国必须为随之发生的全球金融动荡和长期后果做好准备。
首先，中国并不能免疫于金融传染病。希腊“退欧”将冲击持有外围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的震波又会传播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尽管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欧元区主权和银行部门资产上的风险敞口可以忽略不计，但希腊退出后造成的资本逃离风险市场风潮，将不亚于甚至超过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台后几周的程度。与2007年和2008年相比，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的新兴市场资产大大增加，因为这些国家在近几年经济相对较为坚挺，而发达市场金融资产回报率又实在太低。
事实上，去年年底欧洲金融市场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时，中国便已经历了去杠杆化的冲击。随着欧洲银行遭遇重创，人民币汇率连跌11天，即使中国的经常项目一直是盈余。新兴市场货币和其他资产在二季度的表现表明，去杠杆化已再次开始。第一季度令人失望的增长数据让外国投资者考虑投资中国时更加谨慎。希腊的退出将是一根导火索，必然导致经济周期疲软期收紧国内货币条件。
因此，现在提出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可谓不合时宜。相反，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考虑资本管制、暂时休市和紧急流动性注入。这些措施与欧元区在希腊退出时所将实施的措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此反应将能得到G20国际合作伙伴的配合。自2008年以来，此类配合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中国必须形成一个中期计划，以应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经济后果。如果金融传染病程度有限，希腊是唯一的受害者，那么欧元区产出尽管将受严重打击，但不至于出现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出口部门大量失业的准备。
日本的经验表明，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可以维持极长时期，因为去杠杆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很有可能，如今的衰退将在美国和欧盟肆虐多年。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有一个中长期计划以修正因全球长期衰退带来的问题。中国需要应对失业率飙升的问题，并将财政资源配置给个人，以保证维持其福利水平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能让旨在转变中国增长模式、使其更偏重于内需的结构性改革缩水。
此外，净外国资本流入至少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有所减少，在总需求不足之时，这将影响国内货币条件。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将必须维持反周期政策，以避免通缩螺旋。人民币应该获得充分的双向调整灵活度。
最后，中国应该做好施以援手的准备。为确保希腊退出后欧元区一体化不会受到后续威胁的冲击，中国必须加入国际合作，通过IMF建立一个拥有充分信誉的防火墙。但是，欧元区特别是德国，必须深刻认识希腊退出的基本原因，并承诺朝财政联盟的方向前进，并认识到对其他高风险成员国采取只顾紧缩不论其他的政策是死路一条。
建立胜任的防火墙和欧洲做出结构性改革承诺将能极大地安抚市场，降低对中国的风险。换句话说，中国的援助必须“将钱用于潜在好结果”。
当然，IMF治理改革也应该被纳入讨论议题。与此同时，欧元区也必须对外国投资更加开放，富于现金的中国公司应该继续通过FDI和公司收购寻找在欧洲投资的机会。
潜在的希腊“退欧”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给中国带来完全不同的新挑战，中国不能因风险敞口小而高枕无忧，需要马上制定出立足现在、着眼未来的作战计划。（余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