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此言一出,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应该怎样客观认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认为,剔除统计口径变化因素的影响,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大。(5月18日《人民日报》)
有关人士的观点自然是以正视听的姿势,意在纠正全总相关负责人此前发布的“劳动报酬占比连降22年”之说。数据很晃眼,理论很艰涩,但多少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喜人”的结论:一是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没有某些数据显示的那么大；二是按照国际口径统计,我国劳动报酬占比高于“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
这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全总认为此人生病,感冒症状稍显严重,而贾先生坚持认为小感冒而已,离重感冒的“统计口径”尚有一段学院派的距离,甚至比种种不治之症要幸运很多。但问题是,民众关心的其实并不在于程度的深浅,而是最基本的事实判断:我究竟算不算生病?
回到劳动报酬占比的命题上来,既然“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这一大判断总体上可以成立”——那么,所谓“实际情况”或“客观认识”,恐怕都算不上纠偏或校准,顶多只是技术上的精确化而已,毕竟,“劳动报酬占比连年下降”的事实已成共识。
正视问题,方能寻求疏解之道。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的当下,认识到“劳动报酬占比连年下降”的事实,甚至某种程度上稍微放大这一事实,对于提示公共政策调整的紧迫性与重要性,都是大有裨益的事情。反之,如果我们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寓言中竟能读出欣喜,沉溺于“不甚严重”的认知,公众难免会有所担心:既然无甚紧要,既然下降得“没有那么大”,决策部门还会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吗?
历史证明,很多公共问题上,重视总比掉以轻心强。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房价楼市问题,我们的监管与宏调之所以屡屡成为绕指柔,谁说不是因为“没那么严重”的心理在作祟呢。“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企业与财政收入双双增高,这本身就不是一出轻松的幽默剧,如果我们早点读出其间的悲怆与辛酸,也许社会层面上的断裂与内伤就会舒缓一点、乐观一点。（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