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比较厉害。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央开始要求减少地方干预。当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建设加快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需要合理的机制，但是当前的金融体制对此不太能够满足。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不太宽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发行债券的需求。
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机制，地方政府现在搞出了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差异极大，难于管理。甚至有一些采用政府担保手段进行融资的项目，合法性还有待确认，属于明显的“擦边球”行为。如果把发行地方政府债和市政债看作是为地方政府融资“开前门”，把当前地方政府搞得融资平台看作是“开后门”的话，周小川表示：“从开前门还是开后门来看，还是开前门好。”
对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和市政债可能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即新任官员对上任官员发行的债务不予偿还的行为，周小川表示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但是可以有多种制约手法。他说，新任地方政府是否打算对以前的债务守信还钱，会折算到当前发行债务的价格上，更恶劣的甚至可以限制其下一次融资，还可以通过引导公民舆论对政府造成压力。“这些(手段)虽然不充分，但是会有作用。”他说。
对于评级机构能否公正客观评价债券的问题，周小川则表示，评估的很多指标都是财务数据等硬指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另外在评价过程中央行也会指导评级机构尽可能地做到信息公开，还会考虑对评级工作的报酬由投资者一方筹付。
另外，周小川还表示，当前的市政融资行为可以归结为资本金的来源问题，所以还可以通过杠杆率进行控制。因此尽管在发行地方债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但还是应该予以推进。（方烨、范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