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过量发行导致购买力下降，农民惜售，游荡的资金过多，许多人通过期货市场影响现货市场。即使粮食不短缺，但货币量仍然可以让粮价上升。

　　粮价上涨已经引起恐慌，从前期的小品种上涨到目前主粮价格出现上升趋势。首先反映在期货价格上：强麦从6月3日低点每吨2272元上升到7月19日收盘价每吨2357元；早籼稻从6月30日的每吨2069元上升到7月19日的2149元；玉米从6月15日的1834元上升到7月19日的1923元。

　　现货收购价也在上涨。6月底安徽、山东等地小麦收购价格，同比上涨约10%，首次冲破每斤1元大关，远远高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0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的政策收购价。

　　今年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1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2310万吨，比上年减少39万吨，减少0.3%。这是7年来我国首遇夏粮减产。产粮大省的粮食价格开始上升。

　　粮食价格上升，助推CPI上升，这是通常的担忧。但把CPI上升推到粮价头上是张冠李戴。

　　粮价上升与CPI上升的具体关系迄今没有明确结论。而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仇焕广研究，粮价与CPI关系不大，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CPI上涨的主要动因，CPI变化的主要动因是非食品价格变化，非食品价格对CPI和食品价格的影响十分显著。粮食价格每上涨1%，会使CPI上涨0.30%，其中稻谷、小麦、玉米每上涨1%分别会使CPI上涨0.09%、0.09%和0.12%。反之，非农产品价格变化每推动CPI上涨1%会使稻谷、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2%、1.94%和3.2%。并且，粮价的上升往往伴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上升，农民所得的实惠不多。

　　粮价上升的因素包括，错误的激励机制导致各收购主体抬价购粮争抢粮食补贴，粮食加工深化，粮食运用于饲料、工业等行业，但在库存量稳定的背景下，在虚拟经济时代，核心因素则是货币。

　　从历史数据看，粮价上升并不必然导致CPI上升，而货币发行泡沫与粮价上升有直接关系。

　　从全球市场看，从2005年开始到2008年年初，粮价飞速上涨，主要粮食价格上涨80%。2007年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上升58.2%、44.4%、45.9%和6.2%，所有大宗粮食品种都创下10年新高，2008年头两个月，世界粮价就上涨了9%，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此时正值次贷泡沫最后的疯狂期，也是全球次贷泡沫崩溃之前的最后狂欢，不仅粮食价格，包括石油价格在内的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在疯涨。

　　国内市场的数据同样反映了通胀与货币的关系更大。“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表示，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价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之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最新的证据是，2009年，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但粮食价格仍然上涨了7.3%。

　　截至2009年，全国夏粮产量和全年粮食总产量连续六年增产，但就在连续增产之时，全国的粮价仍然起起落落，由货币发行引起的通胀预期，以及全球资产价格高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胀流传于世。

　　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人口增长看，我国未来粮食生产都不应该放松，但这无法掩盖粮价上升主要是货币现象这一事实。货币过量发行导致购买力下降，农民惜售，游荡的资金过多，许多人通过期货市场影响现货市场。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把握保证粮食供应，但货币量的上升仍然可以让粮价上升。

　　与其他国家相比，过去十年我国货币过量发行，超过美国等国，如果不改变货币发行机制，我国的资产品价格还会上升，虚拟经济将彻底压倒实体经济，而粮价与房价一样，反映了货币发放超过实际财富之后的恐慌性上涨。

　　粮价上升，通过给农民的直补，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效率可以解决，货币发行量长期不加控制，才是扁鹊难医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