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通胀预期”是在2010年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一提法明显有别于他年。笔者认为，要有效落实管理通胀预期，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的价格走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和燃气等）的价格上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既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也由这些产品生产的成本（包括环保成本）上升所决定。在此背景下，由这些产品价格上行所引致的物价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产品价格构成中缺乏相关成本部分，要真正维护农民利益、推进“三农”发展、激励资本向农业转移，就必须使农产品价格中包含有相关成本的内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来推进，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在于抑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而在于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以防价格上涨过快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不在于“治理”，而在于“熨平”。毫无疑问，在“熨平”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还需运用财政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该补贴的还要补贴，但总的取向不应是“补贴”；应当让农民获得按照市场机制所能够获得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再讨论财政补贴问题。否则，本末倒置，将引致更加严重的负面后果。

　　进入2010年，中国将继续调整价格长期过低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其中包括水、电、燃气和交通等价格，调整的总趋势是价格上行，调整的目的在于强化节约资源的机制。这将促使CPI增长率的上行。另一方面，南方多省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北方大面积发生转暖时间推迟，给2010年的农业正常生产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挑战。如果不能在随后的时间内克服这些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那么，2010年的粮食、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的供给都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上行。在此背景下，CPI增长率上行超过3%是可能。但它不是通货膨胀，不可能通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予以预防和消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避免将这些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简单地称之为“通货膨胀”，给政策选择和社会生活带来噪音和不和谐的舆论。
 
　　第二，要正确地选择对策。面对通胀应选择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紧银根，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促使普遍上涨的物价回落。但如果不是通胀，只是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调整所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就不能简单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其内在机理是，货币政策是总量需求政策，不可能解决由某些产品价格上行所引致的CPI上涨问题；不仅如此，它还将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发生。例如，在农产品、资源类产品价格上行中，对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生活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是采取财政补贴等政策，但如果将这些价格上涨的回落寄希望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忽视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给这些群体的正常生活带来困难，给社会生活增加不和谐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所以，一旦上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将给众多工商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资金紧缺的局面，从而，影响到经济回升的基础夯实。如果面对CPI上行所引致的存款负利率局面，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选择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措施，则一方面将误导货币政策的取向，使其由总量政策向调整(或保障)存款人利益方面转变（而货币政策并无这种功能）；另一方面，从2004年以来的实践效应看，提高存贷款利率不仅没有改变存款负利率的格局，反而给工商企业增加了资金成本，给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了资金成本，结果将进一步促使资源类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上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分析CPI上行的成因，不要贸然改变货币政策取向，给经济运行和金融活动带来负面的导向。

　　第三，要正确认识CPI上涨的含义。中国的CPI内涵和结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相同。在美国，通常所说的CPI中不包含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等价格因素，因此，它基本上由工业制成品构成。在中国的CPI中，不仅包含了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而且比重还相当高（食品类占比达到1/3）。在这种结构中，只要农产品中的某一重要类别产品（如粮食、猪肉等）价格较明显上行，就将引致CPI上涨。在这种差异中，如果简单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CPI上涨幅度控制指标来对应中国的CPI变化，不认真探究成因，就可能造成误导。例如，农产品价格上行本来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缩小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功能，但将其定义为“通胀”并采取措施予以抑制，就将使这些效应弱化甚至失去，给协调城乡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留下种种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认识CPI上行的成因，不要简单将其界定为“通货膨胀”。

　　“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避免将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简单地称之为“通货膨胀”，给政策选择带来噪音。如将农产品、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回落寄希望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忽视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给低收入群体的正常生活带来困难。如果面对CPI上行所引致的存款负利率局面，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选择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措施，将误导货币政策的取向——使其由总量政策向调整存款人利益方面转变（而货币政策并无这种功能）（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