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前后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表明，"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发端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将使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模式、国际关系格局等都出现新的变化，并产生远远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影响。
一、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及其局限性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危机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男女老少的生活，所有国家必须携手进行解决"。与此相对应，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协调行动。伦敦峰会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万多亿美元的扶持计划，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事实上，在推出上述扶持计划以前，各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项举措的国际合作程度也日益提高。所有这些行动，共同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复苏计划。
在伦敦峰会上，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成为各国的共识。峰会重申：不得针对投资或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的障碍，不对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各国承诺，以"合作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所有经济政策，顾及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防止货币竞相贬值，继续致力于达成一个积极和兼顾各方的多哈谈判协议。
当然，国际合作远不能代替主权国家自身复苏经济的努力。即使是引人注目的超过万亿美元的注资计划，基本上也是通过国际组织给受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国家使用的，在解决特定国家非常紧迫的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对于各主要国家有毒资产的剥离、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重建，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目前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和现实水平，其意义也更多地在于向市场注入信心而非资金。
此外，国际合作并未消除国际竞争。在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各国诉求和利益的冲突被一览无余：美国和英国希望各国政府增加刺激经济的支出，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希望对金融部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新兴经济体则希望获得更大发言权。尽管峰会期间与会者做出了几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大国的分歧自此烟消云散。
面对大约25年来首次全球性衰退，保护主义也更具滋生的土壤。伦敦峰会后，欧美国家仍然可能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责任，以及WTO允许的例外条款等各种不同形式保护本国贸易。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在承诺不会退而奉行保护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采取限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措施"，相对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这样的细节也反映了当今世界话语主导权的现实，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来说，也的确具有深意。
二、全球治理的新动向及其矛盾性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但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存在着内在矛盾。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称，为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的能力，要求受援国必须推进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甚至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秩序和行政效率，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实行的"（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事实上将全球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挂上了钩。问题在于，这样的挂钩非但没有带来"善治"，反而常常加深借款国家的危机程度，甚至造成社会动荡。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广泛争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一度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臭名昭著。
由于各国普遍认为，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构建更加强有力的本国监管系统的同时，为全球金融系统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和系统性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的监管框架，以重建信任，走出危机，就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由此，全球治理思想可能再次受到青睐。
作为伦敦峰会后的一项直接行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久前发布最新税收表现评估报告，将菲律宾、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４国列入"避税天堂"的"黑名单"，认为他们拒绝履行国际通用税收标准，包括金融信息及税收体制不透明，税率极低甚至不征税，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织和个人避税、洗钱提供方便，损害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该报告还将38个国家和地区列入"灰名单"。由于伦敦峰会同意对拒不合作的"避税天堂"实施强硬的制裁措施--包括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投资，所以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震动。作为目前银行保密最严格的国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也不得不表示，将逐步适应伦敦峰会的决议。
伦敦峰会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稳定工作组（FSB），作为金融稳定论坛的继任者，这个工作组包括所有20国集团的国家、金融稳定论坛成员、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工作组的职能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必要的解决方案；尤其是要加强对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监督，这里首当其冲的是对重要的对冲基金的监督与监管。
当然，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在围绕G20会议展开的政策论战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少数几个确定无疑的胜利者之一，该组织正一边获取更多资金，一边降低贷款申请的难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增强贷款能力的同时，伦敦峰会决定大力巩固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对这些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包括其授权、规模和治理，增强其长期相关度、执行效力和合法性，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有效帮助成员国和股东管理危机并防范未来的危机。峰会决定，通过提高战略远见和决策水平来增强这些机构的信誉和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也可能被给予更高的参与度。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的最新进展来看，包括它新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以及对贷款和限制条件框架的改革等，都有助于它适应各国的需求，尤其是外部资本从银行和企业部门回撤时面临的问题。伦敦峰会表示支持墨西哥寻求灵活信贷安排的决定，其实，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门口的队伍可能还会加长。
如同"新干涉主义"理论曾经为失去对手的"北约"赋予新的使命一样，再度受到青睐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可能为失去"革命方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新的生机。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新建立的金融稳定工作组，以及被赋予监督各国摈弃保护主义情况责任的"老牌"国际贸易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履行各自全球治理职能的展开，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可能会有新的表现。
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称，一方面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强有力的全球机构"的"有效监管"，这是"可持续性全球化发展和所有各国日益繁荣增长的唯一可靠基础"。照此看来，设想中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全球监管"，搞不好最后变成了大国通过全球治理来"监管全球"。
三、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及其复杂性
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有一段充满感性的表述："我们相信，繁荣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增长，如要持续下去，就需要共享；我们的全球复兴计划，其核心包括那些勤奋工作家庭的需求和就业，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在新兴市场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不仅要反映今天人们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
这就是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应全球化的新挑战，促使各国领导人正在就有关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一些关键价值和原则，达成某种全球性共识。各国领导人表示，将支持就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形成一个"宪章"，并就此问题在下一次会议上做进一步讨论。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略、其实相当重要的动向。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遭受损失首当其冲；但另一方面，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可能倒是"震中"之外的地区，比如传统的西方大国、新兴经济体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过重的冲击，促使各国领导人承认，"共同负有减轻本次危机对社会影响的责任"。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提供500亿美元来支持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促进贸易和安全发展，加大对低收入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的扶持力度。
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各国在不断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以最佳方式使用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重申"在化解气候不可逆变化威胁方面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有关协议。
伦敦峰会结束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或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不仅仅着眼于传统产业的救助或同质的重复，而是试图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或者说，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脱困和走出危机，而是试图在救助之中为各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繁荣奠定基础。
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说，不仅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得以凸显，各国还设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建立有效机制，监控当前危机对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影响，包括设想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工作，对涉及促进就业的各项行动进行评估。伦敦就业会议和罗马社会峰会发布的公报和它们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也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认同。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及其可能达成的有关协议也蕴涵深意。联合国"全球契约"近日甚至在中国部分城市和企业取得进展。
迄今为止，对于类似的国际机制安排，对于相关国际文件中的"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一类看似原则性的表述及其背后可能暗含的实质内容，我们认识和研究得相当不够。如果放在更大的视野中，一个涉及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公民社会等各方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正在隐然形成。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构对于国际事务的处理，甚至对于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都将以我们不曾料想的速度，产生我们可能不曾料想的重大影响。
四、权力转移的新趋势及其长期性
在协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各国承诺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方案，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承诺大力实施2008年10月通过的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争取在2010年春季会议上，就发言权和会议代表改革的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同意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脑和高级领导层必须履行公开、透明的选举过程；就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进行深入改革；等等。一项直接的结果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由欧美国家执掌的惯例在理论上将被打破，新成立的金融稳定机构也可望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但是，权力转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舆论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伦敦峰会获得增资，大量分摊注资义务的国家肯定会提出在该组织扩大发言权的诉求，并要求加快改革进程。事实上中国在伦敦峰会前就发出了一系列改革的声音。按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决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表决必须得到85%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作为该组织最大的份额拥有者，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美、日、德、英、法五国共计更是达到了近40%。中国仅为3.66%。伦敦峰会决定的注资是否和投票权挂钩、如何挂钩，目前还没有细节性的东西。包括中国在内，即使一些国家的投票权因此而有所提高，现存的权力分配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出现根本性改变。针对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不可能因此而迅速从根本上撼动现存国际金融秩序。
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越强大、地位越提高，实际上美国以及西方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力也就越强化，只不过这样的控制和"领导"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大背景下得以增强的，而且打上了全球治理的旗号。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除发言权问题外，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呼声在伦敦峰会前后也一度成为舆论跟踪的热点。美元一定意义上堪称"世界货币"，但美国的货币政策却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及美元贬值或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可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元资产的债权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增发美元，在市场上一度引发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呼吁改革美元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提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设想，这当然具有其合理性，也起到了让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这一问题的作用。不过，美元的地位短期内依然无法被取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从理论上说，美联储大规模扩张基础货币当然会转化为美元贬值的压力，进而可能危及美元地位。但是，货币供应量只是货币币值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当前形势下，美元仍然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所支撑，在全球危机之中仍然比其他货币具有更强势的地位，得到更多的追捧。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则包括美国以外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的增长、对储备资产的选择等，都会不断产生庞大的美元需求，并对美元形成支撑。从国际政治角力的角度看，西方大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基本上持抵制态度，这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呼应形成了对比。
由于形势尚在急遽演变之中，因而去做关于美元地位的判断，无论结论如何，都多少有些"不明智"。不过，考虑到中国庞大外汇资产的结构，即使我们判定美元的最终崩溃不可避免，现实的和明智的博弈策略也仍然是在"维稳"之后再择机化解风险，而不是急于"推倒重来"。试设想，就算我们真能迅速建立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不管是以特别提款权还是以别的什么方式，对于中国式的庞大外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局面。套用最近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说，中国人可以"不高兴"，但中国人不可以"不理智"。
事实上，中国有着很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可望从2010年启动，其规模将超过欧共体和北美洲，成为全球第一。这样的机制安排当然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货币互换，也会有助于亚洲各国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类似格局如果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或者更广的区域扩展，则中国的回旋余地和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就可望大大改观。近一时期来，推动周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试点，推进人民币和有关国家货币互换等进展顺利，证明上述路线图是可行的。
结论是，从基础性工作做起，渐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扩大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格局，直至水到渠成，最终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既可以为我们化解外储风险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软着陆"。（作者：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