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次峰会对中国即将阐明的国际合作的立场（王岐山副总理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提议）和改革的方案（周小川行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很难立刻得到全体成员国一致的认可，可是，中国“主动出击”的积极态势会让所有成员国感受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承担起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
我们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不远的将来，市场自然会接受中国政府在这次G20峰会上所提出的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方案，而且，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一定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而渐渐取代现在由美元这样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货币所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格局。
当然，今天中国政府坦诚的建议首先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是今天支撑美国巨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强大支柱，也是美国度过当前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冲击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一旦国际金融资本找到了一个更安全的避风港，那么，国际资本的流出就会让美国重演上世纪大萧条时代的悲剧。所以，美国政府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世界各国应该齐心协力帮助美国渡过难关，以恢复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双赢局面。同时，呼吁各国政府努力改善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减少人们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不信赖。为了保证国际资本不出现大规模的流出，美国政府宁愿接受不利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复苏的强势美元状态。
另外，欧洲国家也感到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泛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为了不让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主张要加强对美国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尤其是对那些垄断金融创新技术的少数精英层建立事后有效的奖惩措施，真正做到“收益和风险匹配”的公平原则。因为站在欧洲经济体角度上看，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而美国因为它特殊的货币地位和金融创新的能力，获得了超常的收益而转嫁了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
所以，这次峰会，欧洲强调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对现有金融创新业务实施系统性的监管。而对开创超出欧元范畴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像新兴市场国家那样倾注较高的关注。相反，它们对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案表现出了较大的疑虑。
综上所述，这3种不同的声音在G20峰会上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声音。如果全球化环境下的问题不能通过各国共同有效的政策合作，那么，本国利益之上的救市方案很有可能会危害到他国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目标的实现。于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就会随着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市场力量的增大而不断加剧，最终，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会被严重推后，从而造成全球的救市成本日益提高。
为此，我们应该做好寻求“次优结果”的合作方案准备。比如，在扶持美国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不断向美国阐明和强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利益。否则，没有双赢结果的合作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给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都会增添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至于合作方式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有时退一步反而能进更大的一步。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开始主动顺应欧洲的监管要求，提出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统一监管模式，这也看出美国政府在寻找“次优”的合作方式，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而且，提高监管的模式，虽然看上去增加了美国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但是，由于美国强调的是全球统一模式，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竞争力可能并没有削弱，甚至反而会加强。而中国如果接受美国这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那么，我们银行体系的相对弱势反而会进一步加大，这不利于做强我们的金融体系，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战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G20峰会的舞台，寻找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争取更多和我们面临一样挑战的成员国的支持，从而为我们自身改革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孙立坚 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