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集资诈骗罪改判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至此，历时5年的吴英案尘埃落定。在此期间，金融改革在温州拉开序幕。

　　近年来，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制度矛盾不断显现，倒逼金融体制改革，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吴英案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着重维护合法民间借贷

　　吴英2006年4月担任本色集团法定代表人后，集团迅速在东阳崛起。但因资金均来自高利贷，短短10个月后，随着借贷人的追债，吴英案发。

　　从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开始，这位80后“亿万富姐”的命运就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由此引发的民间融资是与非争议，则将此案的意义推向更高层面。

　　2012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

　　事实上，包括通知在内，最高法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试图厘清民间融资中的模糊地带。最高法连发6条司法建议规范民间借贷，包括规范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活动、规范和放开企业间借贷活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2012年4月20日，吴英案终于在死刑复核这一生杀予夺的最后关口峰回路转：最高法确认一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认为“对被告人吴英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决定对吴英不核准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高院重审。

　　然而，吴英的代理律师始终坚持无罪辩护，认为吴英所为完全是民间借贷行为，虽有诸多不规范之处，但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仍属于民法中的民间借贷纠纷。吴英案背后民间资本活跃的现状与金融改革踌躇不前、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的矛盾日益突出。

　　游离监管边缘致纠纷多发

　　事实证明，在2007年吴英案案发后，浙江民间借贷乃至集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浙江高院2012年7月发布的《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浙江民间借贷案急剧上升，较2007年增长60.56%；2011年，受第三季度温州等地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影响，民间借贷收案量再度上扬，全省收案93067件，较上年增长6.7%。

　　在吴英案持续发酵的5年多里，社会舆论达成共识：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杀了吴英既不能杀一儆百，更不能遏制渐成燎原之势的民间借贷行为。

　　浙江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表示，该省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企的主要原因，除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企加剧债务清偿风险等外，民间借贷长期游离于监管边缘，民间融资因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而导致乱象丛生，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为纠纷的发生埋下隐患。

　　长期以来，在江浙等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地下钱庄”式的民间借贷行为一直是个公开存在的事实。而这种不受法律保护、很容易滋生黑社会性质等暴力犯罪行为的“民间金融交易”能够存在，是因为民营企业，特别是大量小型民营企业，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商业银行贷款。

　　“活查封”保企业正常经营

　　2012年3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11月23日，温州市政府公布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标志着被寄予厚望的温州金融改革全面启动。

　　方案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放在首要位置，提出将探索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引导融资主体特别是法人实体进行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开展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试点，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研究起草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建立民间融资法律保障。

　　为服务和保障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温州法院设立了市县乡三级金融审判庭。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吴将斌介绍说，过去分散的金融案件现在实行“集约化”审判，可快速、直接审案、断案，可统一审判尺度减少无序性，减少重复做工并有效应对群体性金融突发事件，极大地提高了审判质量和效率。

　　据了解，金融审判庭建立了专家陪审员制，从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大专院校、金融机构中聘请金融专家、学者和资深从业人员等担任专家人民陪审员，还探索建立了金融审判专家咨询库，以提高司法裁判的精准度。

　　同时，对暂时资金短缺但仍正常经营的企业，尽量采取不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活查封”、“反担保”等措施，避免因措施不当产生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连锁反应，对确已无法正常经营的企业，迅速保全防止企业资产进一步流失。

　　目前，《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成，有望列入2013年度立法计划项目。

　　记者 袁定波 见习记者 郭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