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G20峰会召开在即，二十国代表团怀着各自的期待抵达伦敦。从全球经济刺激计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到改善金融监管，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占全球GDP近90%的G20成员将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此次G20峰会上一个热点话题，明显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副总理王岐山分别在央行网站和《泰晤士报》撰文，呼吁改革IMF，并推动IMF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更大作用。中国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全球范围的热烈讨论，新兴市场国家对此普遍支持，而欧美决策者则出言谨慎。

　　在随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的两大机构——世界银行和IMF之间，中国同世行合作较多，同IMF的关系则相对疏远。此次，中国决策者对IMF表达的兴趣和期望前所未有，王岐山表示中国除了要求增加对IMF带表决权的出资外，还愿意买入IMF债券，以扩大IMF资金池。周小川甚至进一步希望通过IMF及其管理的特别提款权(SDR)的转型，以SDR取代美元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

　　但现实中的IMF和中国期望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首先，今天的IMF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际组织——IMF成立60多年来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并且近十年来进一步被边缘化。1945年，IMF成立时，人们对其设想是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平价制度的稳定，即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扮演汇率稳定者角色。然而IMF的存在并未防止美元同黄金，西方主要货币同美元间的固定兑换率在上世纪70年代瓦解。IMF此后逐渐转型为“救火队长”——为发生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但IMF在拨出援助贷款的同时，通常对成员国提出附带的经济改革条件。在1997/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就对IMF“贷款+药方”的做法非常不满。此后，很多亚洲国家都吸取教训增加外汇储备，避免被迫求助于IMF。

　　其次，IMF内部成员国份额和决策权分配的不对称，长期以来限制了IMF作用的发挥。发达国家一直在IMF份额和投票权中占主导地位(美国和西欧合计份额超过50%)，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如中国的代表权在2007年增加后也仅为3.67%，此前长期不到3%。代表权的不对称也影响了IMF对成员国的监督的公平尺度。IMF一直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督，但却对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中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对金融中心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不力，对离岸金融中心、税收天堂、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市场新的不稳定因素，没有实施有效监管。而主导IMF决策的发达国家基于其成熟市场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难免受到抵制。

　　再次，以IMF现有的财力，还难以承担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任。虽然，IMF拥有的总份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折合2135亿美元的SDR)，但与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范围相比，都显不足。1945年，IMF成立时，其基金规模大致相当于全球贸易额的40%，今天这一比例已经降至不到3%。仅去年对冰岛、乌克兰、拉脱维亚等陷入汇率危机的欧洲国家的紧急援助，IMF就耗资近500多亿美元，这些贷款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回收。日前，有报道称IMF正考虑出售400多吨黄金储备，以增加可用资金，进一步折射出该组织的资金困境。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愿意支持IMF发债融资(IMF历史上还没有发行过债券)，其偿付能力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目前条件下，中国想改造IMF机构内部复杂的利益格局，争取到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同时确保权利与义务平衡和对IMF出资资金安全的原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必然包括大量艰苦的谈判，和同欧美大国间的利益博弈，这些目标，G20峰会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相比驾驭IMF复杂的决策程序，短期之内，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近期，中国央行连续同马来西亚、印尼、阿根廷等六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即是一个积极信号。此外，推动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