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跌入低价股行列，今昔对比足以令全世界唏嘘。花旗银行代表着在星条旗下“美国模式”取得非凡成就的典型，从“皇冠上的明珠”到跌入低价股行列堪称“花旗之殇”。有学者直言，花旗今天的窘境，一方面是世人不认为花旗的损失已暴露完毕，另一方面，大家还认为银行所依托实体——美国经济本身出了大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回到了近似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崇尚的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体系”，格林斯潘是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徒，正是在他执政美联储19年时间中，利率一降再降，金融衍生品飞速发展，形成以“兆亿”美元为单位的市场，从而催生非理性繁荣，随着房价泡沫的破裂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花旗集团、AIG等著名的国际大公司相继陷入泥淖，整个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都摇摇欲坠。
花旗之殇还投射了现代金融理论的缺陷，对利润的无止境渴求已经让美国投资机构不满足于靠基础业务赚辛苦钱，而是在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型的掩护下，涉足高风险业务，高风险的次级贷款被包装了无数次，虽然让投行们赚足了利润，却万万没有想到为次贷危机打开了地狱之门。
资产定价模型是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基础，虽然它沐浴着诺贝尔奖的光环，数学逻辑漂亮严谨，但是一个庞大的模型涉及无数的假设，任何一个错误的假设都会引起最后定价极大的谬误。正如华尔街日报所反思的那样：“整个智慧大厦在2007年夏天倒塌了，因为我们输入这些模型的数据只包括过去20年过度繁荣时期。”
自由市场体系遭到挑战的同时，中国模式也引起世界关注。就在花旗跌入仙股行列之时，工行中行建行市值却成为全球前三甲。与美国经济遭遇的挑战不同，中国的经济虽然在2008年同样遭遇了一次严寒袭击，但远远不到金融危机的程度，金融体系依然稳定。实际上中国经济自2000年开始保持了一个长周期的上升轨道，对这样一个封闭多年、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取得这样的发展实属不易，难怪一位经济学家要说“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中国做对了什么？西方分析家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教授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政治学教授赛谬尔·亨廷顿曾冷眼旁观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发展，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缺乏信用文化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一个“务实管用”的政府。分析家们都注意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政府对市场积极引导所形成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对一些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调整，尽管有时这些平衡还很脆弱。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神原英资认为，这次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崩溃，今后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前提下施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并向“修正市场主义过渡”。（屈红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