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在吸取国外政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立足本国国情民情，深入发掘本国政治资源，探索发挥本国政治资源优势特别是制度资源优势的有效途径，以便走出一条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讲，充分挖掘“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资源优势，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关键词] 政治发展； 政党制度； 功能开发
[作者简介] 吴 翰（1962-），女，广东饶平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
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则显得相对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之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而人们对政治发展因素的分析与把握，较之对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与把握要困难得多，而要进一步提出适合国情民情的政治发展战略就更不容易。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更要有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勇气和智慧。
一、借鉴早期政治发展研究成果
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研究多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为对象，主要目的是认识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找出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并为这些国家指明发展的目标、动力、模式、机遇，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治现象的复杂性，西方早期投身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几乎都“难逃厄运”——从自以为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开出“良方”而兴高采烈，到因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民主化进程纷纷受挫而无比懊丧。因此，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在经历了50年代的酝酿期，60—70年代的活跃期以及70年代中期的低迷期这三个阶段之后，经过一番反思和总结，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早期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遭受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学者过分相信发达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以为可以把这些经验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中去。这种完全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来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很不发达的国家设计政治发展目标和路径的做法，必定是要失败的。亚里士多德早就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政治学术研究要想做到完备必须符合三条要求：“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1]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政体未必是最适宜本国国情的政体，政治思想家的任务不只是告诉世人什么是优良的政体，还必须研究什么是最适宜本国国情的政体，并且告诉大家建立并维持这种政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如果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盲目追求理想制度，其结果必然脱离实际，无法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当然，这样说不等于拒绝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二、发挥本国政治资源比较优势
世界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在选择其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外贸发展战略时，都会充分考虑其资源禀赋，分析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进而选择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发展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存在一个如何发挥其政治资源优势的问题。
这里提到一个相对于自然资源来讲比较少见的概念——政治资源。对于如何定义政治资源，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西方有些学者从个体层面加以定义，认为政治资源是指构成了一个人的政治资本的那些东西；有的从国家层面来定义，认为一切影响政治客体的政治财富和政治手段都属于政治资源，而政治资源又分为物质性资源和非物质性资源，其中物质性资源包括宪法性资源、物理性资源、人事资源和财政资源等，非物质性资源包括意识形态资源、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等。我国的一些学者则把一个国家的政治资源分为外来资源和本土化资源。其中本土化资源包括制度性资源、功能性资源和文化性资源，而制度性资源因其调整的是执政党、国家、社会、民众、市场等要素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对于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来源于中国丰富的历史传统，来源于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对政治体系的推动。充分挖掘、利用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2]。
本文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关注政治资源，而且重点是分析本土化资源中的制度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目的是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并进而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开发和利用好我国的政治资源，是政治体系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政治体系提出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如何协调复杂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如何有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根据许多现代化研究专家和比较政治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现代化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协调、公平正义的维护与政党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需要强化政党制度的功能。而中国的现实制度性资源中的多党合作制度尚存很大的可开发利用空间，挖掘好、发挥好这些制度性资源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挖掘我国政党制度资源优势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得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结论。
（一）正确认识不同政党制度功能发挥的不同机理，是开发利用好我国政党制度资源的前提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特点，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稳定性。具体来讲，民主党派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自己联系的一部分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要求，使不同阶层、集团在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有顺畅的渠道，有效地解决了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避免了利益格局的冲突与失衡，保证了社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从逻辑上看，这些分析是正确的；但从实际来看，却混淆了“应然”与“实然”。一般的政党理论认为，凡政党必代表一定阶层、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凡政党必具备很好的利益表达功能，因此，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代表，完全可以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政治诉求如实准确及时地反映到政治体系中来。然而，事实上，一般的政党理论所阐释的政党功能，更多地是针对西方民主政体下竞争性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如果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政党制度上来，必然会“水土不服”。因此，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研究民主党派发挥利益表达功能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揭示增强我国政党制度利益整合功能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在功能发挥方面也有很多的特殊性。德国学者冯?贝米指出，政党有四种主要功能，即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动员和社会化功能、精英形成与录用功能。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中认为，政党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互动过程包括“利益表达”（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把各种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称为利益综合）。笔者认为，中国的政党（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功能发挥方面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上。在竞争性政党制度尤其是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下，政党主要是进行利益综合，利益表达实际上是由众多的“利益集团”完成的。“哪里存在利益分歧，哪里就存在产生利益集团的可能性。……政府的政策是众多利益集团互相竞争的产物，而这些利益集团代表了社会中的各种利益”[3-1]。譬如，在美国、英国这类多元民主的政治体系中，利益集团发挥着重要的联系公众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多元民主政体下“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不能因为西方学者说利益表达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得出凡政党必代表某阶层利益、成为某社会阶层的代言者的结论。事实上，任何国家，政党的数量都是很有限的，而社会上存在的利益群体却很多，取得政权的政党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努力回应各种利益诉求，而不是去代表某阶层的利益。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在这样的政党体制下，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如何传递给政策制定者？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和处于参政地位的八个民主党派如何完成社会利益整合？它们各自发挥出哪些功能？仅就现阶段的情况看，公众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沟通渠道：一方面，社会利益多元格局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政治体系尚未形成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政治结构。虽然经济市场催生出大量的“社会团体”，但这些社会团体并没有发展演变成能够通畅而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开辟其他有效渠道让公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使执政党的决策更加符合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这就涉及如何发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势的问题。
（二）依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功能发挥的特殊性，创建利益聚合的新机制
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民主政府主要依靠利益集团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利益集团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向社会中有疏离感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阀”——发泄抱怨和挫折的合法渠道，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毕竟还有许多公民既不是利益集团的成员，也不是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另外，利益集团彼此竞争，容易使“政府陷入了僵局，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困扰，无法把注意力指向更重要的国家问题”[3-2]。因此，我们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构建利益聚合的新的有效机制。
如何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架设起足够多的信息沟通桥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利益聚合方面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资源可以挖掘？2005年2月18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在谈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时，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阐述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具体措施时又提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可是，目前并没有让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不以获得政权为目标，也不像一般的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影响与它们自身有关的公共政策以提高或促进集团内共同的利益，它们完全可以抛开各种私心杂念，做公众与政府之间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送工作。目前民主党派确实有可以利用的反映社情民意的途径，主要包括：（1）党派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专题协商；（2）以党派名义向政协提交提案和以党派的名义在政协大会上做大会发言；（3）通过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撰写提案、议案。但是，这些途径并没有成为“公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反映给决策层”的渠道。因此，笔者认为，使民主党派成为“合法且有效的机构性接近渠道”恰恰是开发利用我国政党制度资源的努力方向。
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至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纽带如何建立；二是有什么机制能使民主党派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压力体系”。
第一个方面涉及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反映给民主党派的问题。如果说，中共已经意识到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需，而且认同民主党派可以在“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那么，各民主党派则还没有看清自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应履行的新使命和所要面临的新挑战。首先，目前民主党派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兼职的，中央、省、市级组织都只有1名专职副主席、副主委，常委会成员也基本上都是兼职的，这势必会影响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其次，民主党派一些固有的工作方式方法需要改变，以强化其与公众的沟通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各党派要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信息收集范围和关心的领域，让公众对其发挥影响的领域和取得的效果有合理的预期，从而清楚反映哪一类问题该找哪个党派。再次，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与其推荐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间需要建立起一种更加有效的互动和约束机制。一方面，党派组织应该发挥其组织优势，经常把民众反映的各种信息进行合理的加工并及时传递给其所联系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另一方面，对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绩效要有一种评估、监督制度，要让无作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自动淘汰出局。
第二个方面涉及的是决策机构对由民主党派加工并传递上来的信息如何回应的问题。“获得关于利益的信息，无疑是履行整合功能的前提。这就要求在党和公众、政府和公众之间有足够的沟通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公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执政党才能有效地综合这些利益、愿望和要求，社会整合才能真正得到实现”[4]。目前民主党派反映公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正式渠道主要有“民主协商会”、人大、政协，为使这些已有渠道发挥实质性影响，应当考虑：（1）建立起各民主党派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就重要方针政策制定、国家政治生活重大事项、国家领导人人选与重大人事任命等内容进行经常性协商的制度，并逐步提高协商的实效性；（2）建立起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改革方案、重要人事安排经人大常委会充分辩论、修改以后再由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制度，逐步强化人大的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3）建立起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政协就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政策、劳动政策等进行充分协商和辩论的机制，强化政协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筛网”功能。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77.
[2] 陈 尧.试论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J].理论与现代化，2002，(5):26～27.
[3]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林 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96～197[-1]，212[-2].
[4]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