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伦理设计。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礼记·礼运》。）这是把原始氏族社会理想化，以所谓“三代之治”的乌托邦作为推行礼义的依据。但这段著名文字所描绘的美好社会图景，则具有历久不衰的非凡魅力，成为后世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期目标。
孙中山所接受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包括中国的社会根本改造，更包括国际格局的根本重建，本文着重研究其后者。
（一）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义词语。但是，孙中山对于“天下”的认识，与所有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转深的过程。12岁以前，孙中山不仅对海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就是对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国也知之甚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童年孙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狭小的，不过是以家族为轴心的方圆数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尽管父亲曾在澳门谋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国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匮乏，他很难对海外的广阔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世界观念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2岁以后。当他踏上前往夏威夷的旅途，“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注：《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版）第1卷， 第47页。）西方近代文明最初是通过海上传入中国的，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的心目中，轮船不仅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载体，而其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正是“轮舟之奇”，使这个乡村少年看到了远比伶仃洋更为辽阔的太平洋，并且被吸引到一个新的世界，尽管夏威夷不过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边缘。
从1879 年开始， 孙中山先后就读于夏威夷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少数接受了比较完备的西方近代教育的先进中国人之一。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言：“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至此，孙中山所了解的，已经不是中国古代那样狭小的“天下”，也不是清王朝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是军事的。这个世界给孙中山留下的印象也是复杂的，貌似完整而实为分裂，各个地区之间与各个国家之间，既有文明程度的差异，又有国际地位的区别。正如那些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先驱一样，他发现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业已西化的日本，而且还处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惨地位。但是他与那些先驱（如郭嵩焘、薛福成等）又有所不同，既非儒学濡染甚深的传统士大夫，更与清朝的官僚体系毫无渊源。他不满足于“中体西用”，不满足于体制内的枝节改革，他要求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谋求整体改革乃至摧毁旧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解放与富强。他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所以对英国新闻界发表公开信说：“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36页。）次年3月，他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进一步指出：“（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88页。）
但是，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在伦敦蒙难获释后滞留英国期间的苦读、交游与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观察。在大英博物院等机构的图书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工矿、农牧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于亨利·乔治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他也曾多次参观访问宪政俱乐部、农业馆家禽展览会、工艺展览会等处，以求对这个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有较真切的了解。此外，他与流亡在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爱尔兰土地联盟的组织者、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分子，以及美国的单一税论者，也有多方面的接触。
以上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孙中山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局限于“排满”、反清和简单地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开始认识到，西方世界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工业革命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未使资本主义世界臻于至善，却造成与日俱增的贫富悬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而社会主义运动则将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在二十年代初始，孙中山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简略而又生动的画面：“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注：《〈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为了纠正近代西方文明的缺失，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之外，又揭＠①出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依托的民生主义虽然不无空想成分，但其追求均富与共享社会福祉的理念，则颇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所相通。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往昔的古朴的大同学说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除了其构想内容建筑于对现代文明的深切体认以外，还在于他把传统“天下”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真实的整体的世界。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且包括世界各国，特别是还包括了各国之间的平等和睦相处关系。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由加拿大到达日本，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结识并建立合作关系。宫崎在初次见面时就鼓吹：“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者，天理人心之所会也。”孙中山赞同中日联合，更赞同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的“西势东渐之凶锋”，但是却不赞成过分强调个别国家的特殊国家利益。他向宫崎坦率表明自己的志向是“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中国人，更为了世界人类”，而兴起革命军（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这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10年以后，1907年中印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Humanitation 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误植，如此则亚洲和亲会亦有博爱兄弟会之含意。 约章宣称：“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盟誓，则馨香祷祝之迎之也。”还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这可以看作是对于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的某种响应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