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较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20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大事件之一，它们不但各自对中国历史演进造成重大影响，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联。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这一认识既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所提倡的古今中外研究法，也包含了他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切身体验。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辛亥革命与早期共产党人思想启蒙的角度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本文所述的早期共产党人，大体是指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1 革命书报“约千数百种” 完成对新知识群体启蒙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反清革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输入与传播。这种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不但有力配合了军事上的斗争，而且为国内先进群体的思想转向创造了条件。
革命派对宣传的重视当然源自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观察。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即指出：“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能行之人”初步聚集之后，就对通过文字宣传来改造“不知之人”、转移人心有所注意。只是受宣传人才、内容以及维新派竞争等诸多条件的限制，革命派的影响力一度较为有限。进入20世纪后，方“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
进入“全盛时期”的革命宣传事业，不仅报纸、期刊、书籍等各种文字宣传形式全面开花，数量众多，其影响力也从东京、香港、上海等舆论中心梯式扩散，遍及内地，成为国内趋新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汲取新知、启发智识的主要来源。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继续加大舆论宣传力度的同时，更借助于与改良派的思想论争，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据相关统计，1895～1911年间，海内外各地各种革命书报“约千数百种”。如此规模的革命书报在近代出版业刚刚兴起的中国，对于主要借助新媒体获取智识的新知识群体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革命书报在宣传的重点上虽有时而异，但其内容，不外有二：一为宣传革命排满思想，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为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话语系统移植输入，启迪民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总而言之，革命派思想宣传基本是围绕“民”字大做文章，意欲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改造成人格完满、各尽其责的现代国民。这样的思想主张对正在形成中的新知识群体思想与行为模式的锻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建立后，“新”思想文化的宣传获得了合法性，趋“新”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2 年长者多是辛亥革命参与者
早期共产党人的主体是新知识分子，这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群体性特征如出一辙。时间上的相近及群体上的同质决定了这两大群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早期共产党人人事及思想上的联系而言，大体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早期共产党人中的年龄稍长者往往程度不等地卷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中，不但思想上受其影响，而且行动上积极参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阵营的一员。
其二，其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年龄稍轻者，虽然未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所受的影响主要仍是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所宣扬的民主革命理论。
陈独秀、吴玉章、李大钊、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是第一类人中的著名代表。以陈独秀为例。陈出生于1879年，比较完整地感受及经历了清末民初政治与思想的大变动；其思想也几度飞跃，常变常新，呈现由改良派、革命派而共产主义派的发展轨迹。1901年赴日留学，不久受自立军起义失败、与革命派张继等人接触以及各种革命书刊的濡染等影响，思想转趋革命。1902年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派事业，是革命党在安徽地区组织与宣传的重要人物。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独秀四处奔走，与安徽同盟会员管鹏、吴旸谷等运动新军响应，劝说朱家宝反正。11月安徽独立，随即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民国成立后，积极参与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发动新文化运动。
3 学生辈思想受民主革命理论影响
与陈独秀、吴玉章等辛亥革命亲身参与者有所不同，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经历则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与辛亥革命的另一种关联。
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1910年入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其间阅读《新民丛报》等康梁派书报，思想倾向维新。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那里，首次读到革命报刊，知道革命党人的事迹，“激奋之下，写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成为驻长沙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的一名列兵。民国后，身为学生，心忧国事。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呼应新文化运动。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开始接触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中的学生辈，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可能亲身参加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由于没有亲历1905～1907年间革命派与维新派的思想决战，加之清末立宪运动兴起的时代氛围，他们往往对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思想主张兼收并蓄，并未出现如师长辈那样的自觉抉择过程；但就他们的思想格局而言，大体仍在革命派所宣扬的民主革命的范畴之内。
4 辛亥革命为中共创建准备了条件
如上所述，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辛亥时期的经历和思想影响虽然只是他们个人成长及探寻救国大道的起始阶段，却为下阶段寻求更贴近中国国情的救国门径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对早期共产党人思想启蒙的重要影响，颇能彰显辛亥革命打开中国社会进步闸门的伟大意义。此段历史的亲历者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对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
文中提到的“青年”之所以低估辛亥革命的意义，除了个人经验的匮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未能细究后一场革命与前一场革命的内在渊源。显然，作为“青年”师长辈的林伯渠认识到了这两场革命的关联，认为辛亥革命揭开了“新的斗争的序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谷小水 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