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中国为辛亥革命欢呼的韩国人，可能是侨居南通已有6年的朝鲜诗人金泽荣（字于霖，号沧江）。他于1905年为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投奔张謇，长期从事朝鲜史书纂集与诗文创作。武昌首义以后，曾作《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有一首是：“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人日始醒来。”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又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中国新民行列”。但仍以“韩国遗民”自居，时刻未忘朝鲜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
金沧江没有见过孙中山，但他为朝鲜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组织的临时政府起草《陈情表》，把朝鲜与中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喻为“为瓜为葛，为唇为齿”，却与孙中山的亚洲观与国际观有相通之处。孙中山具有广阔的胸怀，早在1897年与宫崎滔天讨论大亚洲主义时，已经明确表示自己的革命志向是“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末永节致贺词说：“建三色之旗，击自由之钟，端于孙君与诸君是望。异日者，亚东大联盟，其起点于今日之令乎。”
果然，1907年春天，中、印两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亦称东亚亡国同盟会，谋求亚洲各民族解放斗争的相互支援。孙中山在会见越南志士潘佩珠时亦曾表示：“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他不仅终身抱持以三民主义为蓝图的中国梦，而且还怀有区别于霸权主义的亚洲梦与大同世界梦。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由于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对亚洲与世界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他不再是简单地以肤色与地区划分世界，而是把全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线。他主张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且与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他把反帝斗争称之为民族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民族主义并非终极目标，它只是走向世界主义的基础。可见，世界大同才是孙中山终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
孙中山的亚洲梦诚然真挚而美好，然而毕竟距现实甚远。他不幸早逝，没能看自己一手促成的大好局面迅速破灭，而曾寄予殷切期望的苏联，也逐渐异化为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极。
他曾在1923年《致犬养毅书》中，痛切规劝日本迷途知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在两者之间“评审慎择”。但日本却毫无悔悟，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与德、意勾结悍然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人类史无前例的大灾祸，可以说是把霸道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次世界结束以后，亚洲各国人民终于经过英勇抗战赢得独立与进步，在所谓“四小龙”经济起飞以后，相继进入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快车道，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已使举世为之瞩目。亚洲再也不是过去那样任人欺凌的“病夫”。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区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总趋势，亚洲应该顺应这个总趋势，并且在世界潮流中发挥良好引导作用。但是现今亚洲本身仍然存在着太多的纷争与其他不安定因素。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然应该由本国来解决，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与冲突则必须要经过相互的平等对话与理性协调，这就需政治家的大智大仁大勇。
我热爱中国，同时对韩国与日本也怀有特别友好的感情。我有两句小诗：“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我的相知交谊更多在于韩、日。中国有部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充满政治智慧与历史经验，包括成功的与失败的，都非常可贵。其实朝鲜也有自己的“三国演义”或“二国演义”。我认为只要中、日、韩处理好自己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可以在亚洲发挥更大的良性作用；而如果中、日、美建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则更加有助于全世界的详和与幸福。这就是我心中常常思索的当代《三国演义》，但愿能引起更多人的讨论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