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通胀上行压力加剧,不仅美国经济有衰退之虞,世界经济也面临严峻考验。面对目前的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在显著增加。奥运后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本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亚太局副局长斯蒂文·唐纳维。同时兼任IM F中国特使团团长的唐纳维是IM F中国经济研究的最高权威,许多IM F涉华报告就出自他手。
二十年感受中国变化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曾多次访问中国,您是如何感受中国变化的?
唐纳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10周年。尽管当时中国通过开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对我们这些来自IM F的经济学家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开放,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但当我2001年重新回到中国时,我完全为中国的转变惊呆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我还能认得出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和北京饭店,但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也显示,我们在80年代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了。比如,经济开放度增加了,对外汇管制和交易放宽了,对外来投资的禁令解除了,还有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放带来的重要变化。我想,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将继续促进中国以后的发展。
此外,中国的进步还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好处是两方面的,一是它们转变为真正的商业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转型非常成功;另外一个方面,大企业得到了重组,一些企业对某些不需要的业务进行了出售清理,并通过改革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家。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我们和中国领导人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温家宝总理在去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一个问题。这必须取得平衡,使消费起到更大作用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过去几年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什么是发展的根源,尤其关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挑战主要是存在价格扭曲。我们认为,关键的价格集中在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等政府管控价格上。而最重要的价格扭曲问题有两个,一是资本价格,中国为投资而融资的成本太低了;二是人民币汇率也偏低。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投资集中于出口领域。
转型必然要经历阵痛
记者:您提到中国的外贸,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企业家抱怨,由于人民币升值,已经导致中国沿海大量企业倒闭,许多工人失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纳维:这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对出口领域的投资过于庞大。从长期来讲,这些企业根本不能存活,他们实际没有竞争力。尤其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只是由于汇率和资本成本在那个位置,才促使大量资金流向出口加工领域。
很有趣的事情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在过去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但由于中国过于依靠投资推动,创造的就业岗位太少。
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另一个是银行系统的低效率。银行倾向于贷款给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在中国,资本产品比劳动力更便宜,这是在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部分的解决办法是,要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本的扭曲问题。而你不可能在不改变汇率的情况下纠正资本的扭曲。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寻求解决,并促使投资流向国内消费领域,而不是外贸领域。我们也承认,中国出口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由外贸领域转向内贸领域的过程,许多人工作需要转换,这需要一定时间,确实会有阵痛。但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福利,帮助他们尽快实现转变。今年中国出口确实放缓,但目前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增速放缓。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因素一是世界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需求下降,可能欧洲需求也将下降;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是政府本身的政策,比如正推动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还有,是中国企业内部的竞争,投资增加了中国企业的产能,为获得订单,中国企业竞争过度等。
通胀问题仍值得关注
记者:温家宝总理说,他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次贷危机,一个是美元持续贬值,您认为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唐纳维:中国也必须从银行监管问题上吸取教训,那就是必须关注银行的举动,确保不会为此损害收支平衡。
中国的金融机构的次贷债务并不多。因此,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很多可能是非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世界的需求。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欧洲也受到了影响,次贷危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推高了贷款利率,降低了市场信心。但这些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中国海外债务并不多。需求促进中国的出口,因此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中国有足够能力减轻所带来的影响。假如美国和欧盟的增长继续放缓,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措施促进经济。
记者:中国目前通胀也在上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您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
唐纳维:尽管最近通胀有所下降,但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还存在多种因素使通胀恢复上行。现在通胀在可控阶段,但我认为通胀在未来几年的不确定性将加大。因为中国的燃料、电力等价格都是政府控制的,政府在未来必须提高价格跟国际接轨。我认为近期通胀率将会继续下降,但在明年或随后时间,通胀的实际表现应该还会高于过去,比如高于2005年和2006年。当时的通胀水平是2%,我认为未来的水平将保持在3%-4%。
未来中国经济更均衡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中国经济也受一些外来因素影响,那您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是否还会保持目前的增速,或者增速会出现放缓?
唐纳维:就IM F看来,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温和放慢,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会恢复正常,因此明年外部经济环境似乎要更好一点。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也有好处。
但即使在情况不好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应该也能渡过困难,如果中国采取更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应该能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我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大约在10%,明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仍达到9.5%。这种放缓是非常小的,我们也不认为这种放缓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会大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克服的地步。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经济10年或20年后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唐纳维:我认为10年或20年后的中国经济肯定更加均衡,更趋向内需推动型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将减小。在许多领域,我想中国可能就跟美国一样,通过其国内市场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样,中国企业也应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行销自己的产品。中国有机会在未来10到20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而这光靠依赖出口推动是不行的。我们和中国政府其实在许多基本政策方面存在一致,分歧主要是在改革速度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