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桓公的固执，最终致其病至骨髓。频发的互联网安全问题，亦“不治将恐深”。

　　互联网的变革速度是惊人的，在不断地适应新变革的同时，也要不断地面对新问题。“支付宝”软件平台用户账号被盗事件已不是个案，只是之前的事件没有这次的关注度高。先来看下诸次互联网盗号事假的罪魁祸首“撞库”技术，简单的理解，撞库就是黑客通过互联网已泄露的用户信息，尝试批量登录其他网站。由于很多用户在不同网站使用的是相同的账号和密码，因此黑客可以通过获取用户在某一网站的账户信息尝试登录另一网站。操作原理并不“高大上”，但这种“撞大运”的方式已让支付宝、京东、如家、铁路12306购票网站等网络平台遭受损失。其根源就是公众的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被随意倒卖，公安部门在上海抓获的一个犯罪团伙的电脑中，竟发现了4亿个移动电话号码的用户信息。而工信部2015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12.9亿户，可见至少有近三分之一的用户信息是不安全的。

　　公民信息被盗卖问题尚未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不能简单的以为只要相关企业和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就可高枕无忧，这只是互联网安全问题的一种“病原体”，其产生的“变异体”将影响互联网生态发展，毒害互联网产业。

　　以有规律性的铁路互联网购票为例，许多人疑惑为何在每年都有高铁新线开通，铁路线上运行的列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火车票还是会有“秒光”的现象。并且网站也设置了复杂的验证码，虽然可以遏制“黄牛”，但为何没能取得让公众十分满意的效果。这个“锅”该不该甩给铁路？

　　在“技术宅”眼里，验证码数量并不是无限的，利用新的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和机器自主学习技术，通过几十万次乃至上百万次的尝试，就可以拿到网站所有验证码，将其转化为数字序列后，再对词组进行分类，就可以对应出图片的意思，即可轻松使电脑识别的匹配概率达到80%以上。这点不光是12306网站，主流网站和应用程序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其次，网络盗卖公民个人信息已经形成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网上可以轻松买到大量的公民信息。“黄牛”只需通过“黑客”购买相关的数据和程序，配以电脑和高速网络，就可轻松实现“刷票”。有的“黄牛”甚至配备了千兆网络和数十台电脑，一台普通的家用电脑运算速度大概在几十亿至几千亿之间。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手速”如何拼得过“黑科技”。

　　提高网站的安全等级，增设登录屏障，是众多企业的一种应对方法，但这样也会使用户的使用过程变得更复杂和繁琐，这与增强用户体验感的互联网发展思维背道而驰。之前铁路12306网站更新动态验证码数据库的时，便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虽然安全性增强了，但在用户体验上却被网友“吐槽”。

　　企业的安全堡垒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即便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维护网站的安全，“黑客”们一样会找到突破口，高等级的政府安全网站尚能被“黑客”突破，更何况企业网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为用户提供更安全的信息保护和服务体验，这是企业的责任，也是生存之道。

　　为了防止撞库，也曾有专家支招，即多使用不同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而实际上网民所使用的应用程序是庞大的，有的甚至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停的更换用户名和密码显然是很麻烦的，可行性并不高。

　　一味的防守并不能解决问题，攻守兼备，效果才能更佳。与让企业和公民高筑安全屏障相比，重拳打击，维护互联网生态安全，更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同样以铁路互联网购票为例，早在几年前，工信部就已对“抢票软件”下达了封杀令。可如今，“抢票软件”却愈演愈烈，因违法成本低变得更肆无忌惮。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要具备高票价、变相加价倒卖火车票的行为，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就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可处以刑事处罚。目前“抢票软件”名义上为“捆绑销售”，打着“自愿购买”的幌子，而实际上不购买其捆绑的产品，就不能买到车票，即是变相的“加价销售”，也破坏了购票环境，更给网站后台维护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需要司法部门对其经营活动的性质予以界定，更得执法部门的重拳打击。

　　12306网站遇到的购票问题，只是互联网安全问题的“一斑”。看看我们已遭遇的互联网生态环境。刚买房，就能接到装修电话；刚买车，就能接到保险电话；刚怀孕，就能接到育婴电话等等。卡不离身，钱被盗刷的案件频发；诈骗团伙根据个人情况为其“量身定做”诈骗手段，让许多人防不胜防……公众深受其烦也深受其害。因盗卖公民信息引起的互联网安全问题已经波及到链接在互联网的每一名用户。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轻微的处罚无异于隔靴搔痒，起不到震慑的作用，更无从提起规范市场。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急需配套的法规和到位的执法。

　　今年一月初，中央广播电台曾连续4天播出“黑广播”整治问题的相关报道。其与互联网产业所遇到的安全问题有两个极其相似的地方，一是源头查找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二是相关的处罚量刑过轻，不能达到惩治的效果。报道称，现行的执法标准，是依据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对擅自架设“黑广播”的，除没收设备外，最高仅能予以5000元的罚款。而现在，通过互联网，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一台高功率电台，架设一个“黑广播”每月可非法获益几万块。低违法成本与高回报之间的巨大差距，诱使许多人铤而走险，以至于“黑广播”成为非法宣传和影响民航安全的毒瘤。为了提高处罚力度，起到震慑的租用，相关法律已经将最高罚款提高到50万元。但“黑广播”已经泛滥，根除已需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前车之鉴，互联网生态所遇到的问题要远比“黑广播”问题复杂和棘手，涉及到的产业更为庞大，互联网安全问题需要的不仅是重拳，更要多方配合的组合拳。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仍在迅速扩张，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融合更密切，界限也更为模糊，产生的价值更是无比庞大，相伴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财富可以积累，但问题不能积压。（中国台湾网网友：董春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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