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里上演了一场大师云集的昆曲盛宴，厅堂版《牡丹亭》的出品方皇家粮仓邀请了张继青、汪世瑜、石小梅等昆曲大家到场。精湛演出获得了观众持久的掌声，但演出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插曲。主办方皇家粮仓邀请北师大教授于丹上台做最后总结发言，却遭遇现场许多观众高呼“下去、下去”的质疑，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11月18日 中广网)
于丹被轰下台，黯然离场的现状没有真实看到。但是，作为北大讲坛上的任何一名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即她应该有发言的权利，如果连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的话，真的是说明，被轰下台的不是于丹，而是北大的学生。其实，从于丹的迅速蹿红到今天被轰下台，捧红她的人是谁，轰下她的人又是谁，在这样的环境中体验人生的交替到底应该感受到些什么呢？其实，在这之前，对于于丹被轰下台有几个问题急需要澄清。
问题之一：于丹有资格谈论昆曲吗？
其实，这应该从于丹有资格谈论《论语》谈起。于丹，原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物。如她这样的人在中国可谓不计其数，而《论语》作为圣贤书，原本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论语》，那叫做“诗无达诂”。可见，于丹是有资格谈论《论语》的，同样，她也是有资格谈论昆曲的。但是，懂不不懂要有一个界限，不能说，“学术明星”一旦成名之后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成为公众的向导，这明显是错误的。
可以说，于丹是有资格谈论昆曲的，但是不能想谈论什么就谈论什么，更不能自以为是地谈论。因为任何人的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在山东大学演讲的时候，曾经被称之为“一问三不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知名度和研究领域的权威性。然而，诸如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却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可谓靠《论语》起家，但是，不能够任何领域都涉及，更不能在任何领域都希望树立自己的权威，代表大多数的观点，在昆曲上尤其如此。
问题之二：学生有权利将于丹轰下台吗？
在这件事情中，很多人为学生的行为喝彩。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既然站在讲坛上，那就是一个人的角色，无论其观点正确还是错误。学生们都可以反驳，甚至唇枪舌战都是可以的，这都是在理论争吵的范围之内，未可厚非。然而，如果学生将演讲者或者嘉宾轰下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有理由可以阐述自己的理由，有事实可以讲述自己的事实。但是，不能如此不尊重演讲者的付出，无论这种付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学生认为其讲述的内容狗屁不是，也可以当面骂娘，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赶下台的做法直接让人联想到文革时代的武斗场面，这种思维根深蒂固。
不久前，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的时候被扔鞋子。这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但是扔鞋子和轰下台都是不文明和不成熟的表现，也是没有素质和修养的表现。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有着对于事物本身的评判眼光，不能够陷入集体主义的情绪中成为一个乌合之众的成员。所以，将于丹轰下台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这是鼓励暴力的方式，也是对于浮躁社会的我们雪上加霜的形式。当于丹总结完，可以与其辩论，争出一个高低来，才是真的学子水品，其他的方式不仅不可取，反而是一种文革式的余孽，蠢蠢欲动。
问题三：为什么红起来的是于丹？
百家讲坛捧红了于丹，也捧红了几个快节奏中的“学术明星”，他们是快餐式的，“心灵鸡汤”式的。然而，人一旦成为明星之后，往往开始推断其背后的背景和后台，这是国人的惯常思维模式。于丹的父亲于廉是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曾任万里的秘书，中国书局副总经理。这也成为人们广为猜疑的地方，但是，于丹的红，到底是有没有其父亲的关系呢？自然是摆脱不了干系的，而且很多书籍都是从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就更增加了公共猜疑的成分。
其实，于丹在成名之前，基本上无人知道。然而，他的上升速度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这固然离不开其父亲的荫蔽。当然也有着我们整个社会自身的因素，那就是浮躁的气氛造就了于丹，只要你敢上台，只要你敢讲出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理想社会，尤其伟大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样的讲述却完全不能触及现实的矛盾。于是，你就成功了。而于丹的《论语心得》正好是一剂“心灵鸡汤”，在国人的现实伤痛上轻轻揉搓一番，当时感觉很美好，瞬间就会变得麻木。
于丹的《论语心得》似乎更希望现实中的人们将自己的心理放宽，而不去触及制度的变迁和现实的矛盾，只是在自己建立的理想国中徘徊。对于未来的畅想固然美好，但是，现实的困境却无法逾越。这正是于丹式安慰国人的方式所以成功的秘诀，先给你吃一剂迷魂药，犹如一颗鸦片，享受着暂时的快感，伤病却永远不会接触。而她趁机却能获得商业的收益，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
问题四：于丹被捧又被哄在折射什么？
于丹的遭遇，不难想到不久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这无疑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骗子在骗中国人而已。加藤嘉一的学历是假的，我们事后才知道，即使知道了，北大还是照样录取。于丹能够解读《论语》，任何人都能解读《论语》，唯独是她成为了我们的“学术超女”，在我们眼前招摇撞骗。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们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和无法摆脱现实困境的暂时寄托。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任何寄托的时候，尽管物质会变得丰腴，但是这种空虚会让我们造神，并且能够将这种希望寄托于一个人的身上，比如对于刘翔的期待，比如对于莫言的期待，我们期待刘翔能够获得110米栏的冠军，也希望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我们。即使他们获得了，我们还需要过平常人的生活，并不能够由于他们的获得而改变我们的时世界。于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帮助我们什么，那些不痛不痒的偶像便被制造出来，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我们曾经受到过个人崇拜的伤痕无限，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够牢记着其中的根源是什么。
于丹被捧红的是我们自己，于丹被轰下台的也是我们自己。人们只有在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将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别人的身上，这本身展示和折射的乃是我们的“心理阳痿”，不仅文化上不自信，在生活上也不自信，而这种心态也成就了我们周围浮躁的社会环境，没有人能够静下来做点事情，因为一旦静下来就会被遗忘，于是，只能陷入拼命制造偶像的过程中去不能自拔。 （中国台湾网网友 王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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