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一位年轻编辑在社内培训时举出姚晨粉丝1955万的事例，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这儿危机感的体现的在受众的数量上，但还不能真正体现危机感的实质，因为不同的媒体和方式，传播的信息给个人的价值不同，因而可能发生的作用也就不同，最重要的危机感，不在一次性受众数量上，而在其后的可能连锁反应上。如果没有这种后发的潜在效果，那么是死是活，才真得是危机感降临了。
在自媒体时代，传递给公民信息和情绪的渠道大大增加和扩展，比如名人微博这种方式，传播量受众惊人，他是传统媒体无法抗衡的。该文章就列举了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网络对药家鑫案件的情绪化宣泄，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大事件，其影响力在媒体传播的历史上和现代舆论监督上、对社会影响的广泛上，其冲击力、效应，是传统媒体无法制造出来的，那就还是自由的声音在开放的平台上，具有无比巨大的活力，传统媒体是渠道的水，经过了层层节制，这种宣泄是山洪暴发，无拘无束。
举例赵普“不细说”微博，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也不可小觑，但是带来了更多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媒体监督到底能发生多大的作用，媒体人的和职业道德要求和社会法律的滞后等等。赵普的微博给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始料未及，人们反思，他的做法是否合适得当，但是有没有考虑，正是他的“不细说”，激发了公众对真相的渴望和追求，其直接的效果，是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具体说就是摧毁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若果没有这条微博，更多的人还在“每天六颗劣质胶囊”的吃下去。
自媒体时代，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对社会压抑情绪的宣泄，更容易找到爆发的突破口和方式，尽管它初始阶段朴素迷离，但不妨碍在情绪化的推动下，向真相接近；尽管他破坏力巨大，但是在另一种方式为社会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说，危机感不是受众的多寡，而是他的后续的影响力因子的大小，比如英国出版的《自然》是科学界普遍关注的、国际性、跨学科的周刊类科学杂志，2010年它的影响因子为36.101，使得许多科学研究领域的很多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都是以短讯的形式发表在《自然》上，这才是他可怕和敬畏的地方。危机来临，告诉我们，不能再持续那种“至于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自我陶醉。 （中国台湾网网友： 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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