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背后有几重“落差”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汤惟杰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如果商业大片长期在主流院线占据绝对强势地位，长此以往，难保我们的进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来越低，观众口味也随之越来越褊狭。

　　●我们不能因为票房的高低，就认为它反映了什么，分析结论不是可以那么轻易就下的。

　　解放观点： “《悲惨世界》票房很悲惨”，近来，对于影片 《悲惨世界》在内地的票房表现，不少人持这样的论调。与此相对比的是，该片在日、韩上映时，引发了观影热潮； 2002年，作为第一部在上海大剧院驻场连演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 《悲惨世界》引发的观剧盛况至今让上海市民难忘。对于这种 “落差”，您怎么看？

　　汤惟杰：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几重 “落差”，我还能再补充几个视角。比如，此番电影 《悲惨世界》在知名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上的得分是7.8，属于一个中上等的成绩。它在本届奥斯卡获得了8项提名，最终斩获的三个奖项，肯定了其为音乐剧电影化作出的贡献。无论是 “最佳女配角”、“最佳混音”，还是 “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很大程度上都与其原本是舞台剧密切关联。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电影 《悲惨世界》还有另一重记忆。 1978年，上译版 《悲惨世界》 （1958年法、德、意联合出品）在国内上映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译制团队是当时的最强阵容。在那个年代，这部由欧洲多国合拍的影片本身已属质量上乘的 “大制作”，加上正值上译厂鼎盛时期，时至今日，一说到 《悲惨世界》，不少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多年前的那个版本。此次 “经典再现”，想必也会忍不住调动昔日记忆，与当下之新观感做一番比较。

　　再如，此番在豆瓣网上， 《悲惨世界》引发的争议不可谓不大。尽管它在豆瓣网上的平均得分比在IMDb上高，上了8分，但我也看到不少人打了1分、 2分。有人指责安妮·海瑟薇的唱功完全不行，有人说整部影片很沉闷很拖沓。

　　解放观点：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呢？

　　汤惟杰： “落差”往往因比较而成立，但这种 “落差”不是绝对的、静态的。事实上，有些观察只在某种视角下成立。就拿有不少人觉得这部片子沉闷拖沓来说，这个可能跟你对音乐剧的样式是否熟悉有关，也可能跟你进电影院前的期待有关。抱此观感的，大多是那些想把这部片子当成视听奇观来看的观众。这部片子毕竟是电影化了的音乐剧，它有相当多的近景和特写，但它又不像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剧那样，通过台上台下的互动形成很强的临场感。当观众的期待与实际感受之间产生较大差别，心理上就产生了一种落差。

　　总体来说，中国观众对音乐剧 （包括音乐片）类型还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让他完全从音乐的角度去欣赏，他可能会问，我为何不去买一张碟呢？观众到电影院去是有他们自己想法的，但是此番没有满足他们这方面的要求。

　　解放观点：也就是说， 《悲惨世界》在内地电影市场上叫好不叫座，不能单纯从音乐剧电影化之后是否被大众接受的角度来看。

　　汤惟杰：对。哪怕是在欧美，也不是大多数人都欣赏电影化了的音乐剧。但他们与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观影人群比例更大，资深粉丝更多，产品细分程度更高，市场运作更成熟。除了紧跟市场潮流的视听大片，他们还有大量投入不大、小有盈余却能满足各种观赏诉求的文化产品。在评价一部影片的市场反响时，他们选择的坐标系更多元。比如，不会简单拿艺术电影的票房来跟一部商业大片比。票房成绩，更多是作为事后验证影片营销成效的重要参考，而非衡量一部影片品质如何的绝对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仅从 《悲惨世界》叫好不叫座这样一个个案，就推断国人不懂欣赏艺术电影，这是站不住脚的。

　　解放观点：一段时间以来，类似 《悲惨世界》、 《艺术家》这样叫好不叫座的影片都成为热议的话题。一些文化观察者似乎挺纠结，他们一方面觉得进口文艺片票房惨遭滑铁卢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仍然对大众的文化口味表示担忧。

　　汤惟杰：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跟当前中国电影的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我们的院线结构相对单一，常年以商业化大片唱主角，相对小众的片子与公众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如此一来，观众和媒体经常容易陷入两个误区。第一，动辄拿创作诉求不同的作品 （商业的、艺术的）去比较；第二，评价任何一部影片，只会看票房。拍电影需要投资，利润、票房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如果商业大片长期在主流院线占据绝对强势地位，而艺术院线的建立迟迟提不上议事日程，长此以往，难保我们的进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来越低，观众口味也随之越来越褊狭。到时候，偶尔来一部艺术风格上别致一些的片子，就会是一片 “看不懂”、“不叫座”的声音了。虽然前景未必如此悲观，但的确值得引起重视和思考。

　　解放观点：那么，现在社会上的这一系列反应，让我们看到什么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变化？

　　汤惟杰：还要继续观察。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将文化产品看成一种文化表征的话，它确实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将我们所有当代的经验曲折地集纳起来，甚至是反射出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不是那么直接的，我们尤其不能因为票房的高低，就认为它反映了什么。分析结论不是可以那么轻易就下的。

　　当我们在做这种文化考察的时候，我们可以基于某些研究诉求，比如你是研究电影产业政策的，他是做电影产业经营的，你可以对一部影片、对观众某一具体的观影行为予以分析、评判，但不能把他们轻易对象化、固定化、平面化。

　　就拿前不久很火的 《泰礮》来说，它某种程度上获得的是一种因时因地的成功，里面有很多连主创团队都预料不到的因素推着它走。它的确又受益于当代网络文化、追星文化，甚至是 “簈丝文化”的兴起。但哪怕它这次成功了，我们也不能说观众接下来就只买这种口味的账。如果文艺创作者就此认为找到了一套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成功模式，那只能说是一种创造力上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