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近期获得第85届奥斯卡奖三项大奖。这部剧有着奢华布景和奇观式舞台风格，因扮演“金刚狼”而出名的美国演员休·杰克曼，化身为19世纪的冉阿让。在原著作者雨果笔下，冉阿让既是19世纪上半叶“悲惨世界”的受害者——因偷一块面包而被判处19年苦役，又是那个时代的拯救者——他在完成内心救赎之后成为善良的资本家和市长，进而拯救遭受凌辱的妓女芳汀及其女珂赛特，这种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全景式再现时代的创作方式，被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
近三年来，不仅《悲惨世界》被重拍成电影，而且出现了一股改编19世纪文学名著的热潮，如2011年的《简·爱》、《呼啸山庄》和2012年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进入西方文学正典的作品，如此频繁地被“集体”重拍成影视作品，是不多见的文化现象。
《简·爱》与《呼啸山庄》已成为理解19世纪大英帝国政治与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表征，两部原著中，不管是桑菲尔德庄园对于简·爱和罗切斯特爱情的阻隔，还是呼啸山庄对于希斯克利夫的排斥，上流社会的庄园这一封建贵族时代的遗迹，都是作为压抑、阴暗的力量存在的。
新版《简·爱》以简·爱得知罗切斯特已婚而从桑菲尔德庄园逃离开始，镜头中简·爱处在十字路口的艰难选择中，手提摄影的影像风格，让该片成为充满阴郁、拥有内心挣扎的女性/个体的成长史。新版《呼啸山庄》最大的变化，则在于希斯克利夫由吉卜赛弃儿变成了黑人，这似乎对应着全球化时代黑人等外来移民成为英国社会内部的他者的现实。它同样大量采用手提摄影，把希斯克利夫内心的复杂情感更加细腻地呈现出来。
《悲惨世界》和《安娜·卡列尼娜》则用音乐剧和舞台剧的方式，打造出19世纪法国和俄国社会的绚丽舞台。两者都处理了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呈现出资产阶级法律与秩序对穷人的剥夺，并通过冉阿让的人道主义来拯救世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讲述了安娜所遭遇的爱情悲剧，以及列文作为觉醒的贵族在农村所进行的社会改革。
可是，借助数码技术，两部影片都把这种全景式的史诗小说，处理成了时尚大片，极大地削弱或取消了这些作品对19世纪社会危机与苦难的呈现，公众看到的只是高度舞台化的关于19世纪的服装与布景。问题不在于这些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而在于为何这些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会在危机重重的时代再度归来，或者说，当下的历史及文化想象，为何会重新回到风起云涌的20世纪之前的岁月？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的提法。如果说，包括17、18世纪在内的“漫长的19世纪”所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明与矛盾，最终以20世纪如此剧烈的两次世界大战、近半世纪的苏美冷战，以及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式爆发的话，那么，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所终结的“短暂的20世纪”，历史似乎又重回“漫长的19世纪”——一个激进与保守并存、希望与绝望同在的时代。
上述批判现实主义经典，曾被作为支撑20世纪社会革命的情感基础，正如它们在上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成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文化读本。冉阿让的归来所携带的，与其说是19世纪的记忆和情感，不如说更是对21世纪的困顿和忧思的表述。
与《悲惨世界》所呈现的严重贫富分化相似，近年一些科幻片也开始把世界想象为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分裂。如去年好莱坞重拍的科幻片《全面记忆》，就把未来世界呈现为两个空间：一个是机器保安、戒备森严的后现代大都市“英联邦”，一个是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唐人街式的“殖民地”。刚在国内公映的科幻片《逆世界》（又译为《颠倒世界》）也讲述了一个有视觉新鲜感的老故事。
其新鲜之处在于未来世界被想象为只有贫困、肮脏的下层世界，和光鲜亮丽的上层世界的双重空间，两个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就是通天塔般的摩天大楼，一个管理严格、效率第一的跨国公司。老旧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来自下层世界的技术男，逆袭上层“白富美”的浪漫故事，跨越空间/阶级的爱情，成为扭转逆世界的正能量。这种二元世界的想象，较多地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后，而这种关于贫与富、殖民地与宗主国、天堂与地狱的两极世界的描述，却是19世纪关于世界的典型图景。这种老故事的重述一方面表征着“漫长的19世纪”的归来，另一方面也直接呈现了全球化时代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之间日益加剧的分裂。
《悲惨世界》结尾处，老年冉阿让在遍尝人间苦难之后来到了天堂，画面重新回到1832年巴黎人民占领街垒、反抗权贵的战场，死去的革命者重新复活，人们高唱“跨过硝烟，越过街垒，新世界就在前方”，这正如叙事缜密的《云图》用六个故事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的：只要做出细微改变，另一个美好世界就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