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莫言并不太喜欢关于他不擅长描写都市的评论，然而，莫言确实还没能展现出他对中国城市的把握能力。他的“高密东北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大家都承认他是福克纳的高仿版、马尔克斯最好的中国学生，连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此都表示认可。可是，莫言东北乡的独特性何在？诺奖不至于只是颁给欧美文学的一个东方模仿者吧？
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莫言作品中的乡村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象”。德国汉学家顾彬则指出：“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他另外还借鉴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后）现代叙事技巧。”他值得肯定之处，反而在于“直截了当地表达他对于农村中社会关系的批判看法”。
乡土小说是新文学的大宗，但这一传统以“赵树理方向”为界，发生了巨大变异。此前的乡土小说作家，以鲁迅为开端，或带有强烈的启蒙心态，或怀抱理想化的田园想象，将中国乡村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加以书写；而赵树理之后，这一派作家（尤其是那些直接从农村被发掘出来的作家）尽力洗刷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转而用阶级斗争视角关注农村的权力关系变化，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创业史》再到《金光大道》，一条文脉贯通三十年共和国文学史。这条文脉的特征是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化与符号化描写，但同时也将农村题材变成了当代文学中最为丰富成熟的创作资源。
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人所谓“改头换面的继承”，并不只限于鲁迅与沈从文开创的新文学乡土文学传统，新中国文学的遗产同样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在他们笔下，既有祖先骁勇血性的生命状态，也有田园生活的朴素与美好，而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家庭权力关系更是一个书写重点。在文学将思想图解、新闻报道、社会学报告等诸多功能一肩承载的时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反而是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文学读者了解与想象乡土中国的重要途径。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乡村社会本身的“空心化”与城市化，使得过往的乡土经验与农村问题认知，已经难以有效地记录与呈现当下农村的崩溃与转型。虽然莫言保持着与高密老家的联系，但熟悉农村甚至生活于其中，与将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资源，并不能画等号。
评论家孟繁华就曾指出：这些基本上属于“50后”的作家，“是有特殊经历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或从军经历，或有乡村出身的背景。如今，他们独步天下，却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
是否“丧失了愿望”尚可商榷，但新文学以来的乡土书写传统，难以处理城市文明侵掠下的农村边缘化、空壳化问题，却是可见的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乡土写作所依赖的“土地”正在日益消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乡土的消失，似乎未能刺激当下写作者，在理应出现土地挽歌的时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却走向一片凋零。莫言获诺奖，也只是为这一写作传统续上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