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遗余力地大力地强度推广本土作品的文化使命，是俄罗斯乐派的光荣艺术传统。这对我们有何启发？
9月15日、16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由捷杰耶夫指挥彼得堡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钢琴家亚历山大·托拉泽合作的两场音乐会。
第一场音乐会的《第一交响曲》和《第十五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交响乐，是他的起点和终点，音乐会的这个选择用心良苦且别开生面。第二场的《第九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也是在中国的首演。我对《第八交响曲》感触极深，那里的第二、三乐章都是对邪恶黑暗的揭露和讽刺。我曾看过一部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的影片，那辉煌盛大热烈的游行画面，被后人配上的音乐却正是第三乐章的托卡塔。我认为这是对这个乐章意义的最好解释：这一切被作曲家看来不过是荒诞的小丑的表演，而这正是第三乐章无穷动的辛辣的反讽意义。
由俄罗斯乐团演出一位本国作曲家的作品而且每次两场之多的世界性巡演，无论国内国际，这都是极其罕见的，也是我三十年从没见过的现象。这个现象对我们有何启发？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本国作品的高度尊重。不遗余力地大力地强度推广本土作品的文化使命，是俄罗斯乐派的光荣艺术传统。被称为小提琴皇后的穆特在回答《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过，“我觉得一个音乐家应该为作曲家服务。……和作曲家达成心灵上的契约，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音乐内涵。”1999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交响乐忧思录》，提出中国建立交响乐团的文化目的最终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建立和建设本土交响乐文化。可是，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交响乐团普遍地演出本土的作品仍旧太少了。
俄罗斯民族乐派是怎么建立的？可以谈谈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首演。作品由作者指挥在彼得堡连演两次都未获应有的成功；一个月以后，又在布拉格演出一场仍未获应有成功；不久又在莫斯科演出两场，仍然未获应有成功；三个月后在汉堡的第六、七场演出才大获成功，从此才在世界上站住。如果没有当时文化环境的支持，柴可夫斯基的这个作品就淹没了。作曲家是孤立和脆弱的，在第六次演出前的柴氏几乎失去自信。而在我们这里作曲家的作品一次没有成功，可能就永远死亡了。而且我们即使难得首演了，又常常首演即终演。何谈推广保留？像朱践耳先生创作了十部交响乐，除了上交首演外，20年来几乎没有被别的任何乐团重新演奏过其任何一部。国家交响乐团应该以演奏我国有意义的作品为己任，但是也没有演奏过任何一部他的交响乐。我的“火把节”几乎各团都演，但普遍是被作为点缀而已！《梁祝》的知名度是怎么出来的？在1958年首演后又不断修改，1959年、1960年每年几乎演出近200场。没有这样多地演出，《梁祝》能有今日吗？这个观念，在我国不但一般听众，就是不少的专业演奏家、乐团、指挥、总监、乐团管理者和媒体也遗忘了，模糊了。
我们看无论国内外的中国指挥家演奏家的介绍，履历里绝大部分都是演奏国外作品的辉煌，十分微弱甚至几乎没有出现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让人很担忧。（王西麟 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