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有一种现象显而易见，这就是：今天早已被视为文学基本样式的小说、诗歌、戏剧，在当时却常常与“民间”、“底层”、“大众”、“通俗”等概念纠缠在一起，甚至同它们保持着很大程度的“互文性”。譬如，于元明清三代蓬勃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与杂剧传奇，其作者就主要是远离科场功名而混迹于勾栏瓦舍的“书会才人”；其内容不仅根植于广泛的大众生活，而且明显浸透了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草根意味和烟火气息。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封建士大夫眼里，只能充当“稗官野史”和“秘戏优工”。相比之下，如今亦属文学家族之一员，且同小说、诗歌、戏剧比肩而立的散文，却一向主要被封建社会的上层所青睐、所器重。它特有的主体性、陈述性和灵活性，通常与知识阶层或言经载道、或抒情言志、或独抒性灵互为条件，相得益彰，这决定了散文这种文体必然以风格上的纯正典雅或俊逸高蹈见长，必然会承载更多的文人气、书卷气乃至庙堂气。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古代文苑，散文——当时多称“古文”或“文章”——何以被说成是“经国之大业”，是“千古事”，从而始终占据着“正宗”和“中心”地位。
散文属于知识阶层的主体表达，是同民众诉求和世俗意味保持着较大距离的“典章”、“雅文”，这曾经是中国文学史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文化的印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如果说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尚处于蛰伏状态；那么，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迈进，它便日益显豁起来。
试想：散文作为心灵沃土开出的精神之花，它理应展现全人类的思想、意志与情感，理应传递“有教无类”的普世情怀。特别是在“沉默”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取得了“话语权”的散文家，自应充分关注和努力反映自身之外更广大的民众的心音与诉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既定空间的“夫子自道”。
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毅然亮出了“大众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旗帜。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内在逻辑，一批阅历不同、背景相异的现代散文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视线投向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于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巴金的《一个女佣》、夏衍的《包身工》、叶紫的《长江轮上》、萧红的《饿》等饱含着同情或悲愤的篇章横空出世。由于作家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差异，这些作品的整体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它们所喷洒出的那种悲悯意识和草根情怀，却是同样的至真至切，浓烈感人。
应当承认，对于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散文而言，这种悲悯意识和草根情怀难能可贵。它不仅开辟了作品走向底层的通道，使其与民众对话成为可能；而且把一种社会底层特有的新气息、新质地引入了文本，从而有利于艺术的嬗递与发展。解放后，作家们面临着必须向已是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兵学习，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散文创作的草根情怀已经失去了它赖以存身的环境依据和情感基础，也可以说它已经被劳动群众“我手写我口”的热情所替代。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虽然有着从结论出发的有关人民群众的形象演绎，但却很难反映出真正的民间信息和真实的民生感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变革与群体分化，“底层”作为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再度成为存在的现实。它期盼着文学的关注，也呼唤着作家的良知。小说家一马当先，走在了前面，从往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近期的“底层叙事”，均可作如是观；而为数不少的散文家，或许因为古已有之的文体束缚，或许由于过度沉迷的精神自恋，却又一次表现出了本不应有的疏离与漠然。
不是吗？出自他们笔下的一些作品，或钟情于历史，或沉醉于自然；或提炼着思想，或探索着人性，其内容虽然颖异超拔，但在整体上很难介入平民视线。还有部分作品乍一看来，仿佛落墨于寻常生活，只是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内中浸透的人生趣味和价值判断，却只能属于“白领”或“小资”，而与大众无涉。
不能否认散文家立足于自身思想境界和生活体验进行创作的基本向度，更不能否认这样写出的散文作品自有其无法取代的精神意义与审美价值。但是，也必须指出，作为生活和生命的立体映现，散文光有这些是不够的，除此之外，它还应当具有一种更为沉潜的底层意识，更为普世的草根情怀。也就是说，它应当植根于空前广泛和深入的社会生活，应当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相连接。否则，今天的散文不但有可能同现实拉开距离，产生隔膜，而且很容易最终丧失来自民间的艺术滋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亟待强化散文创作的草根情怀。（刘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