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曲家聂耳诞辰100周年，从1935年聂耳在日本溺水去世至今，已经77年了。77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进入网络文明时代，在大量丰富的时代信息充盈人们的生活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忘记聂耳，中国音协、云南地方政府日前在聂耳的家乡玉溪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不仅是聂耳的家乡人不能忘记他，许多中国人都还不曾忘记他。
“不能忘记”，不是一句含糊其辞的美誉，它要用无数的事实来支撑。就我所知，今天的小学生音乐课程关于《国歌》有专门教案，不少中国普通老百姓都对《国歌》曲作者聂耳的名字朗朗上口，他们听过、甚至会唱《卖报歌》、《渔光曲》；而音乐专业界更不用说了，中国民乐走到海外，走进各种音乐殿堂时，保留演奏曲目往往是聂耳的作品《翠湖春晓》和《金蛇狂舞》。聂耳从生到死不过23年，在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从彩云之南走进大上海，走到北京，走到日本。在一个文化激荡、人才辈出的年代，年轻的聂耳像一颗彗星照亮了一个时代，匆匆，却又永恒。值得深思的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忘记聂耳？
我想，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他的名字已经被载入了史册，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二是作为一个作曲家，除了国歌外，聂耳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创作的33部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广泛传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三是聂耳的家乡一直以他为骄傲，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传播和继承工作，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富有历史远见之举。
在聂耳短暂的23年生命里，真正从事音乐创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却创作出不朽之作，很多作曲家终其一生也不能望其项背，不得不承认聂耳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但是，天分高的人不在少数，真正成大材者却很少，真正成大材者已经不是运气和偶然能够获得。
今天看来，音乐创作与大众情感、时代主潮的本质关系，是聂耳音乐创作获得历史认同和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也是判断聂耳音乐创作价值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聂耳创作的另外两个特点，对于从事音乐创作和教育工作的人，同样可以获得启示。
一是音乐创作与民间音乐遗产的关系。聂耳的音乐教育是在母亲的民谣戏曲吟唱中完成的。我们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对18岁以前记忆的改造，音乐创作同样如此，音乐家的美学修养和审美经验往往源于青少年时期。在云南这块民族艺术的沃土上，聂耳的周围都是民间音乐家，他从小跟着亲戚、邻居学习各种传统乐器，跟着母亲学唱民歌，并积极参加各种演出。聂耳的音乐作品巧夺天工地化用很多云南民间音乐元素，尤其是《翠湖春晓》这类作品旋律和配器的民间性特别典型。民间音乐在民间的自在流传中，经历了时间的淘洗和传播的选择，形成了流传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生成了价值，成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当代作曲界一些到海外学习和发展者，近年来的创作呈现出“民族元素的回归”，不尽然都是迎合“猎奇”心理，更多的是文化营养和记忆的自觉回归。音乐创作离不开人类创造的这些遗产的营养。当然，如果没有聂耳这类音乐家的提升和传播，民间音乐的流传生命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中国当代音乐高等教育中，要加强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而不是放任“言必称巴赫和交响乐，对于中国音乐的‘主体性’却一无所知”这一现象的发展。
二是音乐创作与传播的关系。民间音乐是聂耳的音乐源泉，滋养了他的音乐创作的调性风格。有人说聂耳的作品旋律简单，甚至以“旋律简单”诟病聂耳的音乐创作。艺术的本质是用创造来抒发性灵。我认为，对于音乐创作来说，不能武断地用简单或者复杂来判断音乐创作的价值。简单不代表单调、单一、贫乏，复杂不代表高级、高等、丰富，音乐是表现心灵的创作，技法的东西一定要有利于表达和托举主题。我们从许多音乐作品的流传轨迹可知，易于传播的作品只有一个标准即旋律动人。具体到聂耳的作品，像《义勇军进行曲》这样具有宏阔气象的作品，调性并不复杂，节奏晓畅明快，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这也是它被推举为“国歌”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如《大路歌》、《卖报歌》等等，旋律很简单，但是情感形象突出。艺术作品是通过打动人的心灵而产生感染力。一部作品如果不能关注心灵，不能产生感染力，这部作品技术越复杂，就越叠床架屋，成为技术的牺牲品。
丹麦之所以赢得世界的尊重和向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童话作家安徒生，200年过去了，安徒生依然是丹麦人的骄傲。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要珍重自己的历史，要珍惜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英雄伟人。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人才辈出，也人才济济，应该更有条件让既往的珍贵经验化为当代资源，化为厚重的人文传统，化为文化遗产。因此，对于聂耳的纪念，我们也不应满足于开几次纪念会议，我们要思考聂耳的价值是什么，对于这一价值的判断、认识和传承，是对于聂耳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