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北外滩的公平路刻有“聂耳旧居”四字的铜牌，被安在185弄口的水泥墙上，仍静静述说着80多年前，一位音乐家在此生活的岁月。本月9日，铜牌对面的宣传栏上贴出一张公告，顿时成为居民热议的焦点——北外滩89街坊地块将面临旧区改造，该弄堂86号的聂耳旧居亦包括在其中。（青年报23日消息）
这座聂耳旧居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坐北朝南，木质的房门与窗户，清水砖墙与红瓦，1930年7月，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告密后逃至上海，租住在此直至次年4月，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他来沪后的最早居住地。
如今斯人已去，这间屋子几次转手，一直作为民居使用，居民聂耳当年就在这间房间里创作，还经常到外面楼梯晒台上拉小提琴，房子建造已经快100年了，经常有人过来参观，还包括日本友人。如今房间内早已没有了任何与聂耳有关的物品，房子本身也被改动过，能够证明其聂耳旧居身份的，只剩弄堂口的一块铜牌。居民1998年起就开始写信，希望能够好好保护这幢楼，但是除去挂上“历史遗址”铜牌外，房屋本身没有接受任何的保护措施与行动。
城市的发展不能以损失人文环境为代价，虽然聂耳只在此租住，但还是应该予以保护，聂耳作为国歌的谱曲者，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知晓、敬仰的作曲家和历史文化名人，他在上海居住过的屋子，毫无疑问是名人旧居。从１９３３年８月发表第一首作品《矿工歌》，聂耳在中国现代乐坛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迹：创作了《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卖报歌》、《毕业歌》、《新的女性》等鼓舞人心的群众歌曲，以及《铁蹄下的歌女》等优美隽永的抒情歌曲。聂耳作品辉煌顶点的《义勇军进行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达了处在民族危机中的中华民族不屈的心声，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产生过的巨大作用，建国后被定为国歌。因此可以说聂耳他在上海居住时期曾经创作过的不朽的旋律，至今仍伴随着中华民族继续奋进不息。
名人旧居的保护，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房屋如果一旦拆除，聂耳在上海的文化影响，靠什么样的载体进行有效的传承和发扬呢？文化名人的故居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从延续城市文脉，传承城市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希望当地政府和开发商能够看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核心所在。
作为国歌的作曲者，他的故居应该也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多得、极其深远的历史教育意义和文化影响，能够激起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起到提高市民道德素质、推进文化创作和发展旅游事业等多方面的作用，不管这些建筑现在的程度如何，整个地区是否改造，都必须很好的加以保护和修缮。
一个城市的名人故居，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不可多得的旅游财富，其中遗存的历史故事，彰显历史发展，体现城市文化积淀，反映城市的文化进程记录，是对社会和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能够给城市增添文化景观和历史厚重感。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当人们来到名人故居面前，都会感受到一种震撼，一种力量，因为这些名人故居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不仅融入了这些地方的历史，名人故居的存在，也使城市和每一个市民感到无不自豪和骄傲。从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法国的巴尔扎克故居到美国的海明威故居等等，无一不是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旅游参观的必经之处，申城的聂耳故居，理所应当的成为上海历史文化的一个代表，彰显他曾经创作过的那些脍炙人口作品所在地的历史作用，以此来传承他的精神价值和鲜活的文化灵魂。
文化名人在上海生活的痕迹，是申城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文化名人故居也应该成为市民感受他们文化灵魂、传承他们精神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在上海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今天，文化故居的保护和开放利用，应该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上海市委在推进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把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作为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个重要内容写进意见，因此在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面前，应该很好的处理好保护名人故居和城市改造开发的关系，孰轻孰重，这个道理显而宜见。
运用和保护开放好包括聂耳故居在内的上海的名人故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也是城市和政府历史文化意识的素质反映。聂耳故居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和财富，纵然时光流逝斯人远逝，但它依然成为我们今天感知体味前人的重要依据，这种精神价值的东西，体现出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弥足珍贵，尽管这些故居看起来大多是普普通通、非常平常甚至狭小简陋的，但当人们得知曾经是影响世人的精神或时代审美诞生的物件时，就会立刻显出无比神奇光彩夺目的精神灵魂效应。
上海在全面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进程中，仍然要百般珍惜和保护好众多的名人故居，放大这些文化资源的作用，扩大名人故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聂耳的故居的去留，也警示人们更加注意城市其它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籍此作为追寻上海历史文化名人的脚步，彰显他们的精神，光大传承推动上海城市文化灵魂的一种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