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音乐家聂耳诞辰100周年，除了昆明和上海有纪念他的音乐会和活动，没有别的地方再唱响他曾经谱写过的歌曲，演奏他曾经创作的音乐。（当然啦，《国歌》是一个例外。）想起去年，是奥地利音乐家马勒逝世100周年，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就举办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规模盛大的纪念演出季，走马灯一样演出了马勒全部的十部交响乐，还不惜重金邀请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和指挥，比如柏林爱乐乐团和西蒙·拉特，提前8个月就开始预售门票，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是说马勒不应该被纪念，我也喜欢马勒，去年听过这十部交响乐中的多部，只是觉得同样都是百年纪念，旱涝不均，冷热对比，如此淡漠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多少有些令人唏嘘。虽然我们经常在各种集会上齐声高唱国歌，但不少人对于国歌的作曲者，这位23岁就过早离开我们的伟大音乐家的记忆和印象是平面的，模糊的。
其实，这首诞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田汉作词、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如今，过去了不过才70多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的年月里，面对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全中国人们发出的“起来，起来”，和“前进，前进”的声音，曾经震撼历史，震撼世界。为什么它的作曲者可以这样迅速被淡忘？
不禁想起法国当代历史学家比尔·诺哈说过的话：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一场以发展为旨归的现代宏大叙述正在登场。于是，这样的现代化的大叙述必然要抹杀革命记忆。如今，我们不幸被他所言中，我们对聂耳的淡忘和忽略，正是这样被抹杀的记忆中的一种。尽管是无意，但这样的无意或许更为可怕，因为这几乎是集体的无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业已麻木了我们的神经。
消费时代的到来，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目光容易变得近视，只盯着眼皮底下，注意力集中在耀眼的追光之下的方寸之地。因此，不要说如蒲公英一样漫天飞舞的歌星吸引我们的眼球，就是靠浅薄逗笑为生的笑星都可以令我们耳熟能详，在这种境况下，将一个历史中的音乐家抛弃在遗忘的风中，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现代化的叙述时代，历史也是被用来消费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被重新组装的炫人眼目的谍战剧或古装剧在盛装流行。现实更是以消费为先导的，而马勒当然比聂耳要时髦而重要了。这样的消费叙述，几乎成为了一种供需关系更广泛的相互需要和共谋。商业时代趋利性的魔力和惯性，几乎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选择自己的消费对象，并对产品进行精心的商业包装，再以艺术的名义，推高票价，把它们推销给了大众。
如果说，权力和资本可以书写历史，那么，文字和声音也是可以书写历史的，音乐就是声音书写历史最好的物证。在我国，诞生在烽火年月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历史，激荡着历史的空间和人们记忆的空间。还能找得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与之比肩的这样一首歌曲吗？没有，所以，它当之无愧众望所归地成为我国的国歌。这样属于历史的声音，来自血与火的岁月，来自一代人心底共鸣与共振。在音乐方面，聂耳永远应该被我们记住并怀念。
记得1940年，美国著名的男低音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非常激动，他执著地克服困难，学会了歌中的中文，并在纽约露天音乐堂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反响。他用音乐向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致敬，也向聂耳致敬。他后来出版了包括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歌曲唱盘，起名就是这首歌曲的英文名《起来》。当年，保罗·罗伯逊预言，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中国的国歌。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还想到诞生过聂耳这样伟大音乐家的中国来访问。只是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他未成行，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一个与中国相聚遥远、与聂耳素不相识的美国歌手，还会对聂耳拥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并至死记住聂耳这个名字。我们不应该比他做得更好才对吗？如今，对比马勒，我们对于聂耳明显的淡忘和淡漠，不应该有些羞愧和反思吗？
会唱这首国歌，当然重要；记住这首国歌的作曲者，一样重要。它不仅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情感，也表达着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相关的一种态度。（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