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九次国民阅读调查发布的数据，我国国民2011年的图书阅读率比2010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在数字化阅读大行其道、实体书店普遍难以为继的今天，这样的消息令人倍感振奋。不过，同时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则较少有人注意到——10年来的调查始终显示，军人、教师、学生、干部是阅读率最高的群体，而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的阅读率最低。
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阅读率低固然值得警惕，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因阅读率低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固化。一般而言，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越好，则国家越趋于稳定，经济越趋于发展，社会越趋于和谐。反之，社会阶层一旦固化，则财富、地位等只在特定群体中遗传，那么穷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当然，社会阶层的固化原因复杂，但弱势阶层因自身文化素质不足而丧失向上流动的能力是个重要因素。而阅读正是穷人可以自主掌握的少数提升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如果连这一抓手都没了，那穷人还有什么希望？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10年过去了，这一调查所反映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这本身就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一个表征。
中央电视台曾做过一期节目，记者采访一位因贫辍学在家放羊的孩子，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孩子说：“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样的回答简直令人绝望。可以想见，这个孩子及其后代恐怕难逃蒙昧、贫穷的宿命。
贫困之所以会遗传，是因为“贫困文化”如同DNA一样也会遗传。197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世界研讨会上，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在总结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长期积淀后，就会形成顽固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即“贫困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无助感、宿命感、自卑感；思维狭隘，缺乏远见卓识；屈从感强烈，缺乏主动性。身处“贫困文化”中的人如同笼中之鸟，丧失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和动力，整个社会也将因此失去正常的阶层流动性。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提高人口素质，造就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大军，是维系“世界工厂”地位不堕，实现普遍富裕的必由之路。而在正规教育之外的阅读，正是提升技能与素质的最佳途径。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之所以能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高度重视教育和阅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阅读率也同步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提升9%，这种收益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投资。读书可以兴国，是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断。
不过，在军人、教师、学生、干部中宣传读书的重要性其实意义不大，他们的阅读率已经够高的了。提高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对阅读意义的认知，才是重中之重。但如何提高其认识，并不容易。泛泛而言读书的好处，对他们没有多少说服力。
现在许多专家反对功利化阅读，就理念而言，他们说的当然很对。但对深陷贫困的人们而言，让他们出于纯粹的兴趣爱好而阅读，是不切实际的高调。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使阅读真正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作用。近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曾多次走访偏远落后地区的农家书屋，亲眼见到了许多农民因阅读而掌握了一技之能，进而脱贫致富。一个这样的榜样往往能带动整村的人走进书屋。
平心而论，失业人员、农民、农民工的阅读率低有其客观原因，收入低、工作压力大、业余时间少、阅读环境差……因此，在广泛深入地宣传阅读重要性的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也应为改善弱势群体的阅读条件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