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做了一项调查研究：从包括清华大学等985高校在内的23所本科院校中，收集2万多份调查样本，对中国的985院校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做了一番比较。调查数据表明，985院校学生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有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从未”，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只有10%的中国学生选择“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约为63%。
近日发布的这个调查研究报告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导者，“不会提问”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短板。
为什么同样是大学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在提问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据说中国“有些同学怕自己的问题愚蠢，不好意思问”，但美国学生又为什么不怕或者不觉得自己的问题愚蠢？
这显然无涉作为个体的人，而与教育和社会有关。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更多地要求学生学习背诵，而非质疑提问。从中小学开始，学生的头脑就被作为记忆软件来训练，背得越多，分数越高；分数越高，考取的学校越好；考取的学校越好，获得好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这种环环相扣的功利关系逼使学生只顾学习不求甚解，只顾存储不管纠错。同时在我们社会中，只要拥有某种权力，无论是领导还是父母、长辈、校长、老师等，都似乎拥有不可置疑不容挑战的权威。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听话与服从是“好孩子”的重要评判指标。提问如果是求知求解尚可被接受，但如果是质疑，那就不符“好孩子”的特质了。我们还有许多思想观念从面世起就获得了“真理”的尊贵身份。这些“真理”不是由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因而也就不能用逻辑求证，摆明了是不容置疑不许设问的。这样一来，学生还能有多大的提问空间？
所谓“学问”，是“学”与“问”的组合产物。《易·乾》早就告诉我们：“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只学不问，永远都是前人的追随者，旧知的复印机；永远只能“长江后浪随前浪，前浪都是好榜样”。
没有提问的兴趣，没有质疑的精神，恰恰反映了教育的弊病和社会的僵化。因此，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不会提问”的短板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去寻查这一短板的制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