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多起来了，这折射出多年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经过迷惘徘徊和艰难探索，又重新走回到现实主义创作的轨道上来，许多作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脚下的土地和眼前的生活，多层面挖掘和表现普通民众的心灵情感和精神状况，这对于重塑中国文学形象，发挥文学的社会责任，振兴民族精神和复兴民族文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脱离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就会走入歧途。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促进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市场的全球化，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交错碰撞，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就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而言，物质财富的增长成效显著，文化精神的建设却明显滞后。比如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特大型城市或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社会管理却缺乏创新，难以跟上，造成能源紧张，通胀频现；比如社会上下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不仅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更加激化，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社会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特别是金钱至上主义的盛行，不仅诱生出官场许多腐败大案要案，也造成社会上低级趣味意识行为的泛滥，八卦、搞笑、戏说充斥于民众日常的娱乐生活，穿越、玄幻、仙侠成为一些所谓玩文学者热衷的元素，低俗、媚俗和庸俗的制作泛滥于网络。这些都炙烤着国人的肉体和精神，急需社会公众的反思。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不能光有物质的丰富，更需要有精神文明的提升。当下的社会更渴望人文关怀，更需要重构民族精神。因此，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兴，正是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需要。
文艺创作向现实主义回归，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中国文学自《诗经》开始，就树起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大旗，“诗三百”真实地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500年的历史状况，具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所创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养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进步诗人和作家。此后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一直绵延不断，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到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诗风以及“实录”精神；从杜甫忧国忧民的《三吏》、《三别》，到白居易感时伤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西厢记》，到描写反映封建大家族腐朽没落走向崩溃的《红楼梦》，每一次文学高潮的到来或伟大作品的出现，几乎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标志的；就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尽管文学流派众多，创作方法不断出新，但“平民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和“为大众”的文学等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占据主流，并且成就斐然，贡献最为突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了辉煌。
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文化背景。中华民族自蒙昧之初，就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然条件的艰苦，生存的艰辛，一开始就使先民们养成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农耕经济催生的农耕文化，需要团结天下的生民，形成集体的力量，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从而孕育出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爱国爱家的优秀品质；同时关心民生，重视现实，救民于水火或施惠于民，成为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和重要职责。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文学，必然会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使在文学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神话作品，如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等，以及屈原、李白等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也都无不具有牺牲自我、勇于抗争、追求真理和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往往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