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将在日内决定是否就马案上诉三审。据闻高检署已作好上诉与不上诉两案，呈交“检察总长”择一宣布。台湾《联合报》今日刊载题为《“检察一体”或“检察解体”？》的社论指出，可见在上诉与不上诉之间，检方并无确信的标准，竟是模棱两可，这种掷骰子办案的作风，不但可笑，更是可怕。
检察体系如今面临的困境，不仅在上不上诉。第一，检察官侯宽仁在侦查中笔录记载不实、扭曲证人和被告原意的行为，严重伤害检察官办案的公信力；第二，检察系统对“特别费”的侦办和认知南辕北辙，造成“司法”正义因个别检察官而异，破坏执法的统整性；第三，检察官尤其是最高检特侦组，对手中涉及当今政治显贵的案件侦办步调和标准明显有别，产生重大政治争议，折损全体检察官政治中立的信誉。这三大问题，都必须且唯有由“检察总长”来解决。
侯宽仁扭曲笔录的行为遭揭露之后，历经二个审级的审判，可谓已是“铁证如山”，早就应该在检察系统内部迅予检讨，追究责任，以正视听。甚至是否涉及犯罪，检方亦早应主动侦办，根本不必待马英九方面提出告发。这不是侯宽仁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检察官”这一职位的社会公信力的重大考验。有担当的“检察总长”对此不该沉默不语。
社论指出，“特别费”分成“领据核销”和“单据核销”，性质有所不同；领据核销部分应视为首长实质补贴，这是目前地院和高院两个审级，至少是南检检察官所持的见解。但是，侯宽仁等特侦组部分检察官坚持己见，于是除了马英九面临检方可能上诉、继续打三审官司的境遇外，其他首长的“特别费”案就全看由那一位检察官侦办了；幸运的不起诉结案，不幸的就缠讼不止。这种执法标准不一，造成当事人各凭运气的状况，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常的状态。稍有责任感的检察总长，绝不可容许这种状态继绩下去，否则就是废弛职务，岂可将“统一见解”的责任推给最高法院？
再者，检方侦办政治人物案件，有些如马英九被指控的案件，迫不及待地非先起诉不可；有些如谢长廷涉及的案件，则放慢步伐。这种异象，看在社会大众眼里，实在难以理解。有些部分，是检察官绝对可以避免，却故意造成偏差；例如首长“特别费”案，侯宽仁拒绝南检协调出一致见解，也不管同样在查黑中心或特侦组手中的其他“特别费”案的进度，必欲先起诉马英九，这就让检察官的行事动机难获谅解了。如今，在“检察总长”直接指挥之下的特侦组，种种蓝绿大案的办案进度又出现差异，“检察总长”将如何率领全体检察官避开政治争议，公正地执法？
据台湾媒体报导，“检察总长”召集部分检察官开会，其中有人建议“特别费”全部不办了事，但“检察总长”未作结论；唯若采取“全部不办了事”的作法，非但于事无补，抑且纵放了不法，实非良策。
社论认为，“检察总长”于今必须以“检察一体”的最高指挥者的地位，拿出魄力，直接指令下属贯彻几点：第一，公开宣示保障人权为检察官首要职责，故不论马英九是否提告，检方应就侯宽仁扭曲笔录的行为彻底追究责任。第二，检协会呼吁检方应在内部建立“确信见解”，这才是检方的负责态度；“检察总长”理应立即寻求检察官在特别费方面的意见，若多数支持二个审级法院的见解，即应明白指令检方撤回马案上诉；反之，若多数检察官反对，即行上诉。这才是“检察一体”。
“检察总长”说，马案是否上诉应考虑检察体系的“停损点”。检察系统真正的“停损点”，是统一办案见解和步调，避免执法不公，并追究失职渎职人员，保护检察体系的信誉。像目前这样模棱两可、进退失据的窘态，徒然贻笑社会，“检察一体”不异于沦为“检察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