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监察院”以八比三通过弹劾“检察总长”陈聪明，又以七比四通过要求“法务部”须为“急速救济”的附带决议。“监察院”出重手，陈聪明以主动辞职回应。
台湾《联合报》刊载社论指出，台湾首位新制“检察总长”竟然走到被弹劾的地步，这不只是陈聪明个人的遗憾，更是司法体制的不幸。自陈聪明的角色表现成为社会重大争议以来，我们一向主张，他应当明智处理自己的进退问题；即使自认无辜，但毕竟种种言行明显已违社会期待，他作为检察体系最高首长，为维护司法清誉及民众对司法的尊敬与信任，纵然百般委屈，亦当果断辞职。倘系如此，一则自己可以保有识大体的社会评价，另则亦使司法威信减低损害。然而，陈聪明却将形势拖到被弹劾的下场，一方面陈聪明使自己在司法伦理上成为恶例，另一方面亦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重创的伤痕。
陈聪明引发议论的言行甚多，但未必留下什么违法的迹证；因此，“监察院”的弹劾理由，并未朝“违法”部分发展，而是往“失职”方面追究。比如说，弹劾理由指陈聪明与施茂林出入黄芳彦私宅聚会，又在“立法院”答询时言词反覆，甚至亲自到已具证人身分的蔡姓建商办公室；在这些情节中，“监院”调查即使认为有“犯罪嫌疑”，但都不易朝“违法”发展，而仅认定皆属“失职”。其实，陈聪明引发的种种议论，并非仅此而已。譬如，坐视司法标准不一，政潮翻腾；唯此间出入，毕竟属于检察部门的独立权责，“监察委员”纵觉不妥，亦未便深究。再如，陈聪明与黄芳彦过从如此，有否泄密及纵放的嫌疑；这虽是一个问号，但也非“监察院”所能论断。总之，或许未曾掌握陈聪明“违法”的证据，但若谓其言行已属“失职”，应当是符合社会公议的评价。陈聪明不应出现在黄芳彦的私宅聚会，不必谈有否“违法”的证据，陈聪明皆必须在职位伦理上负起完全的责任。
社论分析，陈聪明主动提出辞呈，应是明智之举。唯若走到被弹劾的地步，不知自省，而谓“监察院”“捏造事实，恶意攻讦”，恐将更使人失望，而形同又对自己在人格名誉的伤口上撒盐；毕竟，“检察总长”这个职位最重要的职守及责任，就是维持社会对司法的尊敬与信任，而陈聪明之已失社会信任，则是一个明显而强固的社会共识。陈聪明处今日情势，不妨自问：作为“检察总长”，我还能维持民众对我的尊敬与信任吗？
“检察总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任官，在行政体系内无人能使之去职；所以，担任此一职位者，在专业伦理表现上更应有高标准的自我要求。但是，陈聪明却常涉瓜田李下，引发蜚短流长；而陈聪明未有急流勇退的“聪明”，非但使自己深陷泥淖，也重伤了司法的清誉与形象。这场风潮，原本可因陈聪明个人将之视作“伦理抉择”，以辞退来减低自己及台湾的损伤；如今却是动用了弹劾，伤了陈聪明，也为“首任“检察总长”的新制留下一个大伤疤。
陈聪明可议的言行，激发了等比例的强烈民愤。如前所述，陈聪明已失社会信任；民怨甚至认为，若不能处分陈聪明，整个司法体制都有问题；但陈聪明却不知以辞退自处，而必欲将情势逼到“监院”弹劾的田地。陈聪明似乎不知，“检察总长”若不能维持其伦理角色，即已再无立足的余地。其实，陈聪明的真正重伤，不在“监院”弹劾，而是在他失去了社会的尊敬与信任。
社论最后表示，陈聪明案是司法界的重大伤痛。若欲从中记取教训，即应知社会的尊敬与信任是多么重要。倘若失去了尊敬与信任，司法即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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