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杀人未遂”被传讯羞辱了谁？

　　台当局“行政院长”江宜桦近日被台北地院传唤，他应讯的罪名是“杀人未遂”。缘由是3月24日台湾警方奉命驱离占领“行政院”的学生和群众，江宜桦因为位于行政指挥链前端，被当成“杀人罪”的被告侦办。

　　台湾《联合报》8月1日发表评论指出，很明显的，这是一群亲绿律师代替被驱离者提出的自诉案件，意在恫吓及抹黑台当局的公权力行使者。遗憾的是，如此明显的政治动机，法官竟也配合行事，用司法权来扭曲行政权。更令人不解的是，江宜桦也以“尊重司法”亲自出庭，面对自己“杀人未遂”的罪名。

　　驱离占领“行政院”的学生，目的在保护官署并维持行政体系的正常运作，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自是必要之举。至于警方在驱离过程中是否采取了过当暴力，导致群众不必要的伤害，当然也是值得追究的事。但是，把警察“恢复秩序”和“杀人”画上等号，甚至把矛头指向“行政院长”，未免无限上纲。

　　以往，一些高层官员也常成为民众自诉案之被告，但由于许多明显与案情无关，法官通常不传唤他们出庭。这次的占领驱离案，只因占领的是“行政院”，群众在驱离冲突中受伤，台当局“行政院长”和警政首长就要遭到“杀人罪”的指控；那么，未来社会发生脱序事件，谁愿负起指挥之责？警察又如何行使公权力？

　　评论说，江宜桦声称接受侦讯是“尊重司法”，此话听来庄严，却未免老调僵化；不由律师代理或亲自说明立场，更显得一副默认之状。看在民众眼里，“马王政争”以来首长频频接受侦讯，彷佛台当局一再自认理屈，形象已矮了一截。试想，对手那方把司法当成玩物，不告白不告，学生甚至悍拒警方约谈；而这方，堂堂“院长”却将应讯当成“美德”，自认是“杀人罪”凶嫌。台湾政治荏弱，难道是社会角色倒错所致？

同样地，《中国时报》也发表评论说，关于此案，“行政院长”及3位警政首长则可不必到庭。

　　首先，本件“杀人未遂”自诉案，涉有不符合诉讼要件。自诉人及代理律师却未能在所提呈证据中，具体指出：“行政院长”及3位警政首长，如何与执行驱离的警察，涉有“犯意联络与行为分担而应成立杀人共同正犯”？抑且，自诉人并未追诉执勤警察，又如何可以“跳跃式的自诉‘行政院长’及‘警政首长’”？自诉人等显系在欠缺共犯证据而仍蓄意利用自诉达到“羞辱行政院长及警政首长的目的”。本案根本不具备提起自诉的法定要件；法院即不应传讯4位被告。

　　其次，台湾相关法规规定检察官应就犯罪事实负举证责任，自诉案件的审判庭只能够就自诉代理律师已经提出附卷的犯罪证据，践行调查与辩论而已；反之，自诉庭法官不能另就自诉卷宗内所不存在的证物，越俎代庖的代替自诉人再去“行文政府机关调取公文书”；抑或以“传讯官员做为证人”而进行证据调查。

　　因此，台北地院行文“警政”单位要求调阅或查扣“323攻占行政院驱离现场纪录”或“行政院对警政机关下命执行驱离的公文或电话纪录”云云，均属违背刑事诉讼法制而构成无效。被告可以提出异议。

　　台湾学运人士一再对外表明：“323学运自诉案”就是要给予马当局及台湾警政机关一个“羞辱性的司法教训”。依据上述表述，台北地院的法官固不应先行传讯4位被告；4位被告亦可不必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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