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状告检察官侯宽仁伪造文书，岛内各方引发见仁见智的争议。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这种现象对民众的法律感情已构成明显的伤害，难道不该认真地予以纠正？
社论说，有司法实务经验的人都知道，检察官侦讯笔录记载与事实有出入，可谓司空见惯。而一旦作成笔录，要推翻它简直难如登天，往往要耗费极大的司法资源。从而，检察官笔录记载与事实有出入，究竟该不该负责？该负责的话，今后又应如何防范，应当是“告检察官”的意义所在。
司法实务上，检察官侦讯笔录与讯问实况不符，一定是在审判中比对侦讯光盘之后，方得以呈现。马英九特别费案，侯宽仁对被告马英九以及证人所作笔录不实，就是如此揭发的。然而，侯宽仁的不当行为揭发之后，连法院判决书都指出“为实务上所罕见”，台湾司法行政当局却对侯宽仁无任何处置。以马英九案之受社会瞩目，侯宽仁恶搞笔录都无任何处分，则其它案件检察官炮制离谱笔录的行为，更不会受到任何惩处。就此而言，以马英九的行事风格，不可能要求司法行政当局对侯宽仁作任何惩处；而选择依法告诉、声请交付审判的司法程序寻求其心目中的正义，则是可理解的做法。社论认为，本案实在不必因“领导人告检察官”而失焦，反而应借此机会好好检讨检察官侦讯笔录的问题。
台北地检署对侯宽仁处分不起诉，理由是“证人有签名确认笔录，故无不实”。这个理由只要问问任何有过接受检察官侦讯经验的人，就知道根本不能成立。在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里，检察官还拥有一定的强制处分权。在侦查庭之中，也把检察官安排得高高在上。在这种氛围里，主观强的检察官常常主导问题，证人回答不合其意，往往换来一阵责骂、羞辱、嘲讽。侯宽仁自行按其意思记载，那已经算是客气了，试问有谁敢向检察官争论笔录记载的内容？且若笔录签名真能确保笔录正确的话，又如何会出现笔录记载与光盘不符的情况？由此可见，笔录签名自不能当成笔录造假有理的依据。
社论说，如前所述，检察官不实笔录进入审判后，于法规上它“原则上有证据能力”，想要推翻，委实很难。纵使调取光盘、当庭勘验，证实笔录记载和当初问话的实况显不相符，也不一定就能推翻。因为，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规中规定，被告笔录和录音光盘不符就不具证据能力，但对证人却没有类似规定。因此，被告方面即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证明了证人笔录与光盘不符，是否有证据能力，还要看法官的态度。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笔录“原则上有证据能力”，其原意是尊重检察官的专业良知和职业纪律。现如今，在实务运作上，却成了一些主观、偏执的检察官刻意入人于罪之手段。
社论认为，要根本解决检察官笔录的争议，台湾的“刑事诉讼法规”应该修正，规定证人笔录若与光盘录音不符，即无证据能力。如此一来，不论检、警、调，必将失去导引证人答话的诱因。就事论事，被告本来就有缄默权，说谎也无责任，其笔录与录音光盘不符即无证据能力；而证人原则上不能拒绝回答，说谎亦有刑责，要求上严格得多，其笔录与录音光盘不符反而未必没有证据能力，这显然轻重失衡。
除了笔录证据能力问题，一旦证实检察官的侦讯笔录与讯问实况不符，检察官该负什么责任？倘若以该案件其它证据综合判断，该检察官这么做是明知、有意，而目的在于使人受追诉或不受追诉，当然就应该负刑事责任。倘若不能证明其有这种犯意，至少应给予行政处分，这样才能整饬检察官的纪律，树立台湾检察官的威信。
社论最后说，像侯宽仁制作那样荒唐的笔录，却不受任何惩处，则给民众的印象就是检察官可以任意胡作非为，却拿他毫无办法；这种现象对民众的法律感情已构成明显的伤害，难道不该认真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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