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经历了从集中反恐到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再到“全球再平衡”的转型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呈现总体收缩中的局部扩张之势。在这一进程中，美日同盟关系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两个维度上都得到加强，从美国的战略转型中持续受益。

　　牵动美日不断强化彼此关系的主要因素，一是美国建立广泛的反恐国际联盟的需要，二是中国加速崛起带给美日两国的焦虑感，三是朝鲜内外政策的极不透明和执意实施核导战略带给街坊四邻的严重不安，四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和财赤危机，五是日本国内政治形态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回归导致这个国家的政治右倾、对外逞强，这一趋势在中国崛起等外部变化的强刺激下更加固化，到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走上快车道。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日本挥之不去的自主研发、拥有核武器的潜意识。2014年3月曝光的日本长期隐匿承诺归还美国的300多公斤武器级钚事件虽然在美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斡旋之下得到平息，但其背后的美日折冲樽俎和日本国内拥核派与反核派的政治角力绝不简单。以“零和”思维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就认为，日本长期蜷缩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意味着一旦发生重大危机，美国必须立刻站到日本一边。一旦日本稍稍觉察到美国无意全力支持它，就会产生强烈的拥核动机。

　　必须提及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执政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这是一任重视“亚洲协同”甚于对美外交的首相。出于抬高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鸠山以有别于安倍晋三等政客的另一种方式煽动民族主义。他极力推动普天间美军基地迁出冲绳，明确宣示要顺应多极化趋势减少日本的对美依赖，公开呼吁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倡议了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共同体”，无不触及美国亚太战略的传统底线，使得同样刚登台不久的奥巴马政府坐立不安。

　　奥巴马政府选择低调以对，一方面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承诺，避免在日本公众面前与其冲撞，一方面把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与美日关系相切割，强调必须在确保美国前沿部署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处理有关争议。由此，美国成功调动了日本社会对鸠山的不信任感，2010年3月发生的韩国“天安号”警戒舰被击沉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则从旁帮了忙。鸠山最终因未能兑现迁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而辞职。鸠山试图借民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议程，但当时的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日本国民支持发展美日同盟关系。美日关系在鸠山执政期间发生的波动以日本对外战略中的脱美倾向失去势头告终，为奥巴马政府下决心“重返亚洲”按响闹铃、埋下伏笔，中日关系也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跃升契机。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了地震、海啸、核泄露“三灾”，这一事件对近年的美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安全、政治意义。美国全力参与救援，美军太平洋总部为此出动了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4艘舰船、2万多名士兵，实际进行了一场特殊情况下的美日同盟总动员。此后四年，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的美日关系进入一种仅次于历史上大平正芳首相与卡特总统、中曾根康弘首相与里根总统、小泉纯一郎首相与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最亲密状态。历史规律显示，只有当美日两国均处在高度的危机感之中时，彼此同盟关系才会显得如此亲密。

　　2015年4月，奥巴马与访美的安倍晋三共同确认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隔18年的再次修订，实现了两国军事同盟由区域级别至全球级别的调升。美日同盟因1951年缔结的安保条约而成，冷战期间以应对前苏联威胁为基本指针，1960年首次修订明确提出美国对日本承担防卫义务，1997年第二次修订明确了应对“周边事态”拟采取的合作内容，允许日本自卫队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时配合美军作战，标志着美日同盟由防御侵略的“内向型”转变为介入地区冲突的“外向型”。2015年的调整制定了日本自卫队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军的框架，进一步扩大了其对美军的后方支援能力和配合作战范畴。美日军事力量将在跨越亚太的广泛地区展开合作，实现从“平时”到“有事”的无缝对接。

　　日本国内政党派系无论左中右，都承认防卫合作指针的此次修订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国内学术界则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美日同盟由“美主日从”转向“美主日辅”。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沿早已设定的轨道完成的“自我预言”，有关进程实际上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首次修订之后就开始了。在这个“预言”中，美日各取所需、互相利用：美国要的是关键盟国与其分担责任和风险，并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编织多边性质的同盟网络，尽管由于日本缺乏号召力，中国又已变得远比日本重要，建立这样的网络难上加难；日本要的是倚美保安全，同时在强化同盟关系的进程中寻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地位及海外军事行动自由。

　　美日在军事安全上的相互依靠并不能充分证明两国就已“亲密无间”。事实上，美日在诸多问题上互不信任，一些分歧还在扩大。白宫在内部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评价为“说大话”，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加强军力。美国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但对安倍否认二战历史的政治倾向不满，对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失望”。碍于自身历史情感，出于稳定对华关系、撮合美日韩三边同盟合作的需要，美国要求日本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缓和与韩、中的紧张关系，并且绝不可以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先开第一枪”。尽管美方已在最高层重申“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日本却对美国能否向其提供充分保护信心不足，这也正是安倍内阁极欲突破战后束缚发展安全自保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访日期间提出了希望日本分担南海地区警戒任务的想法，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行为。日方显示出为难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的续航能力不足以对东海、南海实施同等规模的监视，只能把警戒重点放在日本近边海域，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担心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会导致与中国关系的再度恶化。

　　美日之间的另一大分歧在经济领域。具有民主国家间高标准、高门槛自贸协定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按计划应于2015年夏之前完成谈判，美日双边协定的进展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但目前美日仍未就大米和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开放问题达成共识，安倍4月访美期间亦未向美方作出松动。事实上，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因为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加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

　　不过，美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稳固和不断走强的，因为，两国对共同面临的强大对手和东北亚局势复杂性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相互不信任、不放心情绪，这是美日关系的最大现实。

　　强化彼此同盟关系是美日对亚洲地缘格局和安全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作出的回应，必然导致太平洋西岸两套区域体系（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体系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两种秩序观（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观）、两个权力中心（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和摩擦的增多。这其中，中国和美国才是真正的玩家，实力发展停步不前的日本充其量是个配角。

　　但就此认定亚太地区已形成以中国或者中国、俄罗斯为一方，美国、日本为另一方的新冷战格局，或者预言美国对华政策正转向一套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的战略，将是严重的误判。这不仅是因为中美日三国至少在核心领导层并不具备这样的主观意愿，也是因为结合全球化背景，从三国综合国力、国家发展中心任务以及亚太国家群体意志等角度看，均缺乏形成这种局面的客观条件。即便是日本，纵有希望中美交恶以从中渔利的心态，也不是对其恶果必陷日本于更大战略危机这一点没有先知先觉。未来的中美、中日关系将是多层次、复合型的复杂关系，在经济领域合作大于竞争，传统和新兴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竞争持平，没有哪个领域拥有绝对、单纯的对抗或合作性质。

　　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日本将如何探寻彼此相处的合理方案。有关方案不应是简单划一的，也不会是中美协调操纵日本的未来，而是同样要体现多层次、复合型的特征，依靠三国良性互动来形成一个大体平衡稳定、协调合作为主的可预期局面。对中国而言，除了在对美、对日双边渠道上做出稳定、改善、发展关系的努力，当务之急是要能够以自己的小多边方式应对海那边的小多边方式。从此意义上讲，既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俄罗斯、印度、东盟之间的合作，以平衡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建设带来的压力，也要认真考虑启动中美日三边战略安全对话的必要性。举行这样的对话，利于抑制战略互疑，完善风险规避，并引导日本以更成熟心态看等周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