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第四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机遇与挑战”。与会专家学者与师生、媒体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的进展、G20组织和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设计和规划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主持。

　　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回顾了G20峰会的作用，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的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孙振宇认为，G20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前三届峰会，各国集团全力以赴应对挑战，加强各国的金融监管，共同出资，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经济政策方面加强协调，对把世界经济从灾难边缘拉回来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二阶段议题越来越多，峰会的进程相对平稳，随着结构改革和调整，各种分歧显露出来，取得的成果比较有限。

　　他认为，G20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一超独大”到“一超多强”的变化，尽管美国在G20内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新兴国家也拥有了发言权。G20峰会机制的建立，代表着强国单独治理的时代结束和多元治理时代的开始。

　　最后，他希望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各国领袖要强调多边贸易的重要性，把现有的多边谈判结合起来，关注发展中国家诉求。希望国际区域金融机构能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制定一个国际多边的贸易投资协定，把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协议再延长三年。此外，G20杭州峰会应该强调与联合国的合作，支持联合国及其机构在相关领域的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完成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占GDP的0.7%的义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待遇等。

　　亚投行的创建得到了域内域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金砖银行的筹建工作也已进入程序，亚行、亚投行、世行、金砖银行能共同为亚洲互利互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对亚洲投资的瓶颈下，建立新机构的必要性问题上，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表示，首先是需求问题，从2010年开始到未来六年，每年还需要7500亿基础设施投资，现有的开发机构，无法满足这么巨大的需求。

　　其次，提高亚行、世行等的贷款率难以奏效，多边机制有多边机制的规则，要提高贷款率，必须增资，还要开源节流，作出改革，但有些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因此，筹建新的开发机构成为新选项。新机构不是去挑战现有机构，而是要与他们形成一种合力和互补的优势，共同促进亚洲地区可持续性发展。

　　周强武还对全球治理水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今的体系依然是二战后形成的体系，几大银行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上以偏概全，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其声誉受损，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权力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反映。亚行等能否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改革，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否会因AIIB和金砖银行而又发生改变，值得我们期待。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对当前G20工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与改革问题上的进展进行了梳理。王勇提出，在经济方面，G20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治理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另外，中国总结参与G20的经验，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具代表性。中国扩大参与学习全球治理，是希望中国和G20 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兴经济体都有需求，要继续推动全球GDP增长，看到“一路一带”的风险，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新风险的发生，促进世界市场继续开放。

　　王勇最后提出，要应对G20峰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要正确把握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加强和发达国家的交往与合作，避免相互猜疑，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等交流，要考虑怎样增加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活动，以亲切、人文主义的办会理念与风格筹办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宇燕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希望寻求一套完整的全球治理逻辑。他认为，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成为必要，通过克服集体治理的难题，达到一种全球治理均衡，从而使得全球问题得到解决，进而总结和评价这种治理模式。他指出，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集体行动，要克服集体治理难题，就要为不同国家提供激励的机制，一种方法是制定“非中性”的规则，另一种则是寻求共同利益。

　　会议最后，来自首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师生观察员和媒体就G7和G20的效率与代表性、在全球治理上的行动力问题、中国在亚投行是否拥有一票否决权、G20峰会议题的设置等问题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专家认为，G7只是发达国家治理难题的机制，而G20使得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更多作用，因而比G7更具代表性，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有担当和做贡献的精神，同时这些经济体也会从中受益。针对“随着亚投行参与国家的增多，中国的份额和话语权是否会被稀释”的提问，周强武主任说，中国无特殊的利益诉求，不刻意追求高份额和高投票权，也不会刻意放弃否决权，而是努力建立一种集体协商的机制。至于亚投行首任行长，也应是先制定行长人选的标准，再去选择符合标准的人，并非一定是中国人。目前，G20想要建章立制还有一定困难，因而需要积极发挥现有机制如B20、T20等会议以及智库的作用，加强监督，提高效率，共同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改革。（中国网实习记者 蒲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