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安静却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正在美国“千禧一代”（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酝酿。他们希望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教条，即“消费即快乐”的消费至上主义。虽然这些人并不完全抵触消费，但因为体会到美国特有的消费至上主义的消极一面，并且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可持续性与道德层面的根本性问题，他们不再拥抱消费至上主义，转而思考面向未来的新型消费心理、消费模式。
一些市场化机构以及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对环境事业表现出强烈关注，并且触碰到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消费至上主义能否造就幸福的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尽管许多美国年轻人喜欢用电脑，把苹果手机放在枕边睡觉，但是他们对消费至上主义的消极一面表现出了担忧。
近期，笔者对波士顿地区的大学生开展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表示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消费至上主义痕迹不那么浓重的社会，因为消费至上给他们带来以下困扰：为了占有更多资源，进入更多竞争；间接拉大了他们与家人、朋友的距离；带来了对环境并不友好的生活方式；间接引向了更大的不公平，有人寻求获取更多，却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减弱了对公共生活的兴趣；淡化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这些对消费至上概念的负面感受，已经反映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上。大约有25%的“千禧一代”不想买车，当他们的父母在他们这个年纪时，这个比例是10%。1978年，67%的17岁美国公民有驾照，但在2010年，这个比例是45%。当然，这些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收入、信贷等因素的变化。
人们对消费至上主义消极感受的背后，隐藏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可持续性与自由问题上的根本弊端。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洛杉矶有巨大的有轨电车系统，人们在市内出行几乎不需要私人汽车。通用汽车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买下整个系统，并将它废除。因为选择少了，所以更多人开始购买汽车。这是“强迫消费”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美国“非自由”的一种表现。
许多对消费至上主义有所不满的美国人开始在个人生活中寻求改变。一些学生开始自己种植农作物；许多人开始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步行或者骑车去上班；还有人开始加入“共享经济”。但是，要真正限制美国消费至上主义，需要更大的变革。大公司权力应该有所限制；相关法律也应该有所修改，加强对工人与环境的保护；质量应该代替数量，成为经济和文化是否成功的指标；政府税收政策和监管措施需要注重改变极端不平等现象；对于公共交通、社区产业以及国家公园等的公共投资应该有所加强。
这样的系统性转变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十分困难。但是，类似的变化也是世人在21世纪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始追求一种有别于美国的发展道路，探索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安排，这有助于中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有助于拯救我们这个星球。（查尔斯·德伯 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