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尼日利亚籍人员猝死案反映出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外籍人员政策问题，也暴露出外籍人员在中国的一些状况：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在这些中国的外籍“淘金者”中，非洲人素质的参差不齐是事实，但这与国民天性等说法无关。
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中外磨合中产生的问题将是难以避免的震荡，也是无法逾越的“阵痛”。不仅是在中国，在非洲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当一些中国人抱怨非洲人“搅乱”了原本中国城市的秩序时，非洲人也不满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劣行”，诸如破坏环境、压榨劳工等。如果任由这种相互指责在舆论中蔓延，中非多年积累的深厚友谊与战略基础都会受到冲击。目前西方一些媒体渲染的“中国在非洲威胁论”、“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正是冲着挑拨中非关系而去的。
就问题实质而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形形色色，有素质高者，亦有素质欠缺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小摩擦在所难免，交流必然伴随着不和谐。我们需要正视问题本身，而不是上纲上线地将问题归咎于文化传统、国民性、价值观等大而无当的概念上。
6月25日《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尼日利亚无权干涉广州猝死案》，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尼日利亚人“对诚信价值的理解”有问题，所以出现骗、抢等作者举出的案例，而谈及中国人则认为“天性和文化”决定了其好客、敦厚等一系列优良品德。这种将具体问题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不利于客观去认识、解决问题，反而会激起两国、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与对对方的反感。笔者不是说非洲人在中国犯法不能去批评，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不能将问题“一刀切”，虽然文章指出是“个别尼日利亚人”，但其针对“尼籍人员”这一群体的语境十分明显。
正如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所认为的，死一个尼日利亚人事情虽小，“对这位死者家庭则是百分之百的悲剧”。国人也应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人道主义立场。一个尼日利亚人，万里迢迢来中国讨生活，竟至客死异乡。他有一个为之悲痛的家庭，同样弥散着丧失亲人后的哀伤情思。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似乎太冷冰冰了。死者长已矣，多一点温情与理解，也是中国大国国民风范的体现。（作者是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 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