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危机，也都孕育着一次机遇。卡恩出事确实出乎了大家的预料，这也让世界各国对下任IMF总裁人选的角逐提前到来。近日刘纪鹏、叶檀等中国学者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认为下任IMF总裁应该由中国人担任，周小川或朱民就是合适的人选。笔者认为由中国人出任IMF下任总裁当然是好事，但中国也应该注意通过其他渠道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世界银行集团(WBG)和国际货币组织(IMF)，作为当今世界财政金融界影响最大、具有重大话语权两个国际机构。其最高首脑传统上都是由欧美人担任，即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而IMF总裁则是由欧洲人担任。这其实是政治分赃的结果，因为二战刚结束时，还没有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能与这两个地区抗衡，而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种机构没有兴趣。
如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IMF总裁通过公平竞争产生，或是由发展中国家公民担任，也就成为了可选项。比如近期金砖四国和南非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们就发布了联合声明，认为应该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应来自于欧洲地区的传统，这可以看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
如果候选人真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推出的候选人论理应该是竞争力最强，那新的IMF总裁会是中国人吗？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但这却是国际政治的无情现实。第一大障碍，是西方的阻挠和其他国家的猜疑。IMF改革是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改革后的IMF，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将成为世界的“金融联合国”。对于位高权重的IMF总裁宝座，西方自不会轻易地拱手让出，更遑提将其送到中国人手中。在目前的IMF份额中，中国排位还在美、日、德、英、法之后列第六位(去年将中国份额提升为第三的改革，批准尚需时日)，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有限。而其他新兴大国，虽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同气连枝，但在IMF领导权上，他们也都有类似推举自己人的打算，因此未必会支持中国人。
当然也有人会从专业性上提出反驳，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合适的人选，其实专业性不是问题。以世界银行行长为例，比如佐利克之前的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也不是专业人士出身，此君先后于1967年与1972年分别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没有财经专业的学习经历。而其上任世行行长之前一直在美国的国防系统工作，没有经济工作的经历。他作为美国军方的鹰派人物能担任此职位，全靠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鼎力推荐。可见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选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决定的，而非专业性。其实就是考虑专业性，中国的周小川、朱民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其实IMF就像个大公司， IMF总裁只是职业经理人，最终还是要听老板的。以中国目前在IMF的份额，笔者认为中国这个总裁宝座即使暂时争不到也没关系！韩国人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但韩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此大幅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是由实力决定的。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经营和国际担当。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其实也与他们在二战中承担的责任有关系。
在这次争夺战中，即使我们败北，也并不代表着我们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道路就此堵死，我们也还有其他的途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个“国际救火队”，其实中国与其通过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来争取国际话语权，还不如单打独干。这就好比是慈善捐款，我们可以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款，也可以直接将钱捐给需要救助的人。在慈善行业，由于信息不畅，施主可能很难与需要救助的人取得联系，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施助对象都是国家。中国要想发挥作用，完全可以不通过货币货币基金组织，比如希腊债务危机，同样是拿中国的钱进行救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走IMF的渠道，明显不如走直接救助的渠道更合算。
其实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出现，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扩大国家影响的机遇。中国可以以投资的形式直接帮助希腊等国度过眼前的危机，同时也为自己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良好的信誉。在希腊这件事情上,钱不是问题。即使是为希腊承担一半的救助资金，也只需要中国一个月左右贸易顺差所产生的外汇储备。在上一轮债务危机中，希腊的援助主要来自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也不好强出头，当前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救助希腊失去了兴趣，这对于中国也许真是个机会。（高连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