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一个省级部门官员表示：“做政府官员真的是高危行业。”这名官员说，疑神疑鬼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同事害怕他们的面孔会出现在网络上，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不怀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做官确实有压力，不仅要担心职责范围内的生产安全，更担心网络曝光影响位子安全。但由此推导出“官员成高危职业”无疑是跑偏的伪命题。高危云者，通常与生命安全相关。有毒有害岗位是高危，煤矿下井是高危，高空作业是高危。官员担忧被举报、被曝光影响职业生涯，这算哪门子高危？如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戴天价表，没有上错床，没伸不该伸的手，即使面孔上了网，又何怕之有？
一些新闻已经成为当代天方夜谭。有犯罪分子PS官员的艳照然后敲诈，成功率颇高。更有众多假记者生活在煤矿事故频发的某些省份，不断地以假身份敲诈，甚至成为附着在煤炭产业链上的灰色环节。更有坊间不断爆出的反腐奇葩：二奶反腐，小偷反腐，艳照反腐。当一盒烟，一块表，一句狠话，一个表情都可以成为社会窥视贪腐的引子之时，我们该为这种“误伤”的存在感到悲哀，官员的“高危”说明的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范，恰恰说明了制度疏漏。
官员成高危职业的说法，近来才有，这种说法基本和网络监督、中央反腐的力度同步。这说明我们的官员还不习惯生活在被监督的氛围中，之所以“疑神疑鬼”，是因为过去太自由，拥有太多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其实这种高危一直都存在，过度保密和权力运作神秘化，给那些欲行不轨的官员留下了“运作”空间。当诸多暗箱碰触到逐步收紧的规则红线和监督天网时，官员感受到了各种高危系数。
官员的高危指数还与现在的社会心态有关。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存在阶级，那么贪腐官员本该是社会的阶级敌人，至少应该站在公众的对立面。但是现在的社会心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金钱和权力扭曲，反制度的贪腐行为不再低眉顺眼，贪腐官员很可能被视为能力的象征，趾高气扬的高调者大有人在。如果因为监督力量和法纪的强化而让某些官员产生了“高危意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所以，“官员成高危职业”是个很好的伪命题。这说明我们的网络监督和反腐措施已经生效，有些官员已开始心虚，社会监督的压力和反腐力度已经传递到他们心里，某些人已经惶恐不安。和其他职业一样，官员本不过一种职业而已，作为社会服务的一个职能领域，它承载更多的是道德示范功能，而不该有关乎党纪国法的危险系数。政府和企业一样，安全生产不可依靠个人觉悟，而是要依靠严格的制度管理。因为人性和人的思想行为始终是动态的，唯有制度是不可浮动的标准。放弃制度而去向人性寻求行政管理体系的运行安全，这本身就是“知法犯法”。
我们一直呼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首先要有制度前提。比如官员财产的公示制度，比如公共财政的支出公示，都是化解公众和官员双方“疑神疑鬼”的不二法门。人民与公仆之间，本不该走入“互疑”的窘境。因为监督和管理的加强而抛出“高危”一说，这命题本身就很高危，如果为官者不站在公众对立面，何来“高危”之感？习近平近日针对团干部提出“慎始慎独慎微”，这不仅适用于做官，更适用于当下的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关起门来没好事，用道德标准来要求官员不是科学管理，政府运营和行政管理也绝不能依靠人性和道德水准。官员们不仅要习惯在法制体系中工作，更要习惯于在舆论监督的环境下工作。他们的“高危感”需要制度屏蔽，而不是靠个人修为去承受制度漏洞产生的高危考验。（王丹雪）
